在已逝去的亲人中，入梦最多的是我的外婆。我想念她，尽管我曾经认为我是外婆最不喜欢的孩子，尽管从69年外婆去世到现在已经快50年了。

从我出生起，外婆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说外婆不喜欢我是因为有参照对象—姐姐。姐姐只大我一岁，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外婆带姐姐格外精心。从我有记忆起，我和姐姐就没有平等过。比如，我永远都是穿姐姐的旧衣服，小女孩经常玩的小沙包，姐姐的是用很好看的碎花布缝制的，里面装的还是绿豆，而我的却是蓝布黑布丑丑的，里面装的好像是粗沙小石子。翻看小时的照片，与姐姐的发型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姐姐要是小辫子，我就必须是短头发，姐姐要剪短头发，我就可能是小刷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和姐姐钻到长条桌下面玩过娃娃家，模仿大人之间相互做客吃饭，我们把一个凳子（当饭桌）放到长条桌下面，桌子放脚的那条长木条成了我们的小板凳，然后在凳子上摆上小盘子，里面放上花生米还有一些吃的小零食，把大人喝酒的小杯子拿来，装模作样的请对喝“酒”，喝一口，吃一粒花生米，小杯子里的“酒”喝光了就伸出去递给外婆，让她再给我们倒满递进来。当然是以水代酒了。我不知怎么回事忽然对姐姐说，“咱们换着喝吧”，当我喝了一口姐姐杯子里的“酒”不禁大声叫了起来：“你的怎么是甜的呀！”原来外婆每次给姐姐的杯子里倒的都是白糖水，而给我的杯子里装的却是白开水！这下我就不干了，大哭起来，真的伤心了。“外婆偏向姐姐”的烙印从小就牢牢刻在了心里。长大以后听父亲对我说，外婆对姐姐那样好是因为在和他怄气，或者说争一口气。一次下班的时候，外婆抱着姐姐在巷口，那天有风，父亲随口对她说以后不要抱着孩子在巷口，风硬当心孩子吹感冒了。外婆很不高兴，赌一口气，你看我能不能把孩子带好！所以带姐姐就格外的精心。当然，要是从自身找原因的话也还是有不讨大人喜欢的地方，比如从小我就是个哭巴精，一点小事情可以哭得昏天黑地，还很犟，把大人气得不得了。一次看到外婆教姐姐写字，我见到了就吵着也要学，她随手写了一个“哭”字，并在犬字的点下又多点了几点。我很认真的写着，并抬头疑惑着问外婆，这个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点呀？外婆说，这是你的眼水啊。人生学会的第一个字是“哭”，成年后我一直想这个世界上不知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人。

认为老人偏心，可能好多人都会有这种体会或者会认同，其实非到了自己成人，回想老人还都是爱自己远远的远远的多于那点偏心的吧。

外婆照顾我们真是很精心。现在好点的理发店是躺在那里洗头，外婆从来都是为我们这样洗头发的，只不过我们是乖乖的躺在床上，头仰放在铺着油布的床沿边，外婆将方凳放倒，把装满温水的脸盆放在上面，细心的为我们洗头。记得小时住在北京，听到外面有梳头油的叫卖声，外婆总要出去买一些，每天她都把姐姐和我的头发梳理的亮亮的，还会为我们打上蝴蝶结。炎热的夏季，我们在外面疯回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睁开眼睛常常会看到外婆在床边为我们摇着大大的蒲扇驱赶蚊蝇。

外婆应该是那种特别心灵手巧的女人，我们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外婆来裁剪再由妈妈缝出来的，很简单的衣服哪怕是围的兜兜上面也总是绣着花，显得很生动。家里面所有的旧衣服碎布都用来打成“夹子”，然后为我们每个孩子做一年四季需要穿的单鞋、棉鞋。外婆做的灯芯绒棉鞋样子很好看，很暖。在我的印象里，就不记得外婆睡觉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春夏秋冬，清晨睁开眼睛就看到饭桌上已经摆好了早点，我们睡了她还在灯下做针线活。

最喜欢的还是外婆做的湖北饭菜。外婆用砂锅吊子煨的排骨藕汤，蒸出来的晶莹剔透的糯米丸子，烧黄花鱼......至今想起来还满口余香。外婆酿的米酒就更不消提了，比现在超市里卖的不知要好吃多少倍。妈妈常常对我们感慨说，外婆的很多手艺都没有传下来。对于外婆的做饭我印象深的还有她很精细，即便是过早的咸菜她也不重样的摆好几碟。再有外婆很节约粮食。小时候吃饭剩碗底子，桌子上也掉饭粒，外婆总是叨念说你们就是没有饿过饭哦。然后就把我们吃剩下来的米饭，还有锅底的米粒都洗干净摊放在案板上晾干，存多了后好像是用沙子吧，在铁锅里和晾干的米一起炒，到底是不是这样也记不清了，总之最终的“产品“就是类似爆米花一样的东西，外婆称之为“米泡”。外婆把米泡装到一个黑铁点心盒子里，空下来时一边喝茶水一边抓给我们吃，香香的味道就这样留在记忆的深处。去年约4月底吧，出去玩时晚上落脚在湖南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官渡”古镇，吃饭的时候服务员先端上来几小盘茶点类的小吃，其中有一盘竟然就是米泡，我已经有40多年没有见过吃过它了，那天在官渡，在那个夜晚，那种熟悉的味道使我泪眼婆娑，仿佛外婆就在天上看着我呢。

外婆不是那种长得很秀气的南方女子，但额头宽宽的，显得很聪明。外婆确实很聪明，听妈妈说外婆小时候读不起书，要去接送有钱人家的少爷去学堂。在等少爷的时候，外婆就站在窗外跟着学，结果少爷学到什么她也学到什么，虽然一天学堂也没有进过，但是外婆可以看报纸，会写简单的字，会算账，还会背很多很多首唐诗。

也许因为武汉是接受西方先进思想传播比较早的那类地方，也许是因为外婆早年曾是武汉纱厂的女工，也许因为外婆的丈夫战死在北伐战场，外婆思想非常开明，在饱受日本人在武汉对老百姓的凌辱后，对妈妈年轻时投身革命和抗日的行动给予支持，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默默地保护和帮助妈妈，地下工作人员在家里开会时候，外婆就坐在家门口边做针线边放风。后来母亲因为叛徒出卖被捕关在陆军安善堂，外婆无论刮风下雨都提个篮子在安善堂附近的巷子里转来转去，期盼着可以从牢房窗口看到妈妈，并想法设法进行营救。与母亲住在同牢房的有个从战场上被俘的新四军家属，带着个8个月大的孩子，监狱吃的极差，大人没有奶水，眼看孩子就要活不成了，外婆在外面买奶粉送进去。这批没有暴露身份的人一起出狱后，挤住在外婆家里一个多月，外婆把自己仅有的几件金首饰都当掉还借了高利贷作路费把他们安全转送到解放区。这些被外婆帮助过的人都牢记着外婆的恩情，他们称外婆是革命的老人，特别是那个新四军家属李阿姨经常对她的孩子们说，没有外婆，就没有他们的全家的今天。

外婆前半生充满了艰辛，解放以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的这些年虽然劳累，但却祥和幸福。只可惜从文革开始那种平静和温馨的生活便被打破了。一次次的抄家甚至半夜里都被砸门声惊醒，无休止的批斗，对父母的极度担心都对外婆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一定压力，原本就患有血压高外婆终于倒下了。外婆生病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是67年的夏末的一天的傍晚，吃过饭后外婆说要洗洗头发，当洗好后外婆把头抬起来正在用毛巾擦干的时候，忽然身体晃了一下，说头好昏，我赶快把外婆搀扶到床上躺下，一会儿外婆就像睡得很沉很沉的样子无论怎样都叫不醒。妈妈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总医院。那个时候医院秩序也都乱了，但看病还是有医生的。住院没有床位，就把总医院大厅靠近急诊室外楼道里的一张诊断病人的长条床作为病床了，外婆躺在那里，一点知觉都没有，打着鼾，一动不动。看到外婆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刚刚15岁的我心里怕的要命。妈妈不能时时守在这里，造反派那里要随叫随到，于是守护外婆的任务一下就压到我身上。输液、打针，交费……我穿梭在各个窗口办理各种事情，回想那时就是一张三联单，人多时我就不排队挤到前面说病人那里没有人让我先交吧。头三天三夜的时间里几乎就是我一个人守在外婆身边，困了就伏在外婆床头睡一会儿。外婆一直昏迷着，大小便也没有知觉，要随时注意，脏了就要换掉，一有空就要去洗尿布，用开水烫并晒干，从未侍奉过病人的我，一下就长大了。

外婆是在昏迷了一个多星期后醒过来的。但外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终日忙不个不停精精神神的外婆了，她神志不清，半身不遂，只能在床上躺着。出院后，爸妈为外婆请了中医到家中做针灸治疗，但外婆始终没能够再站起来。

69年12月4日下午，外婆静静地走了。17岁的我第一次看到亲人的离去，看到了死亡。外婆走的时候，脸上额头非常光洁，表情安详，比活着的时候还好看，现在想，外婆一定是因为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高高兴兴的去了天堂吧。

外婆的一生是在战乱和艰辛中度过的，她勤劳、善良、聪慧，她把她全部的爱，她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我们这个家，献给了我们孩子们。外婆生前曾多次对妈妈说过她将来一定要回到长江去。外婆，将来我会送你回去的，因为我是你生命终结时一直呼唤着的外孙女，因为我知道你是长江的女儿。想你，外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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