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们依然在走着
发表于2017年03月19号 15点 阅读 2408 评论4 点赞0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进入“全民汽车”时代，走路却成了时尚。到处有人握着手机、戴着手环，神情专注地走着。我也不例外，俊山为我设置的每天7000步差不多是雷打不动的指标。
但四十多年前，走路却有着些许无奈乃至苦涩。毕业四十一周年活动，邀请到了中学时代的朱老师、汪老师、赵老师。朱老师刚好八十，汪老师和赵老师也早过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岁数。看着他们向我们走来，那熟悉的身影和步态，恍如隔世，也激活了脑海里尘封已久的记忆。
前排左二赵老师，左三朱老师，左四汪老师
前排左一我本人。后排居中顾循渭。顾循渭左手侧陈伟明
2017年3月11日拍摄于上海音乐厅西门
一九七二年初进的中学，不久组织野营拉练。虽然只是当天来回的“短途”拉练，但除了挎包、水壶以外，还要求准备一条规定分量的棉被，打包后负重行军。那时，朱老师是班主任，三十多岁，因先天性心脏缺损，并不合适参加拉练，但她还是参加了。拉练总共搞了四次，平均隔天一次，每次都走来回，最远时走到现逸仙路、三门路一带，其中还安排了一次到江湾靶场（现广粤路边上的小山包，那时是垃圾堆场和刑场）的夜行军，甚至还有跑步和卧倒的训练。五月虽然阳光明媚，但已显炎热，而朱老师却以病弱之躯走完了四次拉练的全程，让我难以忘怀。
一九七三年青浦重固“三秋”学农时，赵老师和我都在营部。学农时间过半，有次赵老师和我们聊起，七〇届学农结束前夜，曾组织一支小分队徒步返回上海，希望这次也搞一下。我听后很是兴奋，积极拥护。毕竟学农一月，思家心切，能提前一夜回沪，应该是脚底抹油，再说我最不怕的就是走路。赵老师当时二十七八岁，属血气方刚年龄，提此动议并不奇怪。但营部班子开会，赞同者却不多，不仅是赵老师，我也很是失望。真的搞成这样的长途夜行军，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得的人生体验。现在想来，如此结局也很自然，因为外出学农，安全第一。当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作为自由主义表现被批判的，但实际上却是各项工作所应守住的“底线”，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左一吴福永（已去世），左二我本人，
左三杨伟达（已去世），左四汪老师，左五顾循渭
1976年3月27日由陈伟明拍摄于新风中学楼顶
（校舍因建造南北高架拆除，大体今成都北路360号处）
一九七五年八月下旬，暑热依然，汪老师组织了一次年级红卫兵干部的活动，步行前往地处程家桥参观农业展览，地点差不多就在现万豪虹桥大酒店的位置。这里距西郊公园（上海动物园）仅一步之遥，当年属偏远蛮荒之地，是否能全程走下来，我并无十分把握。果然，刚过静安寺就有一些人坐上了57路，自然其中不少是女生。尽管队伍逐渐拉开，大约有两里路之长，但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走到了展览馆。回程更为松散，不断有人退而乘车，到第二天听说走完全程的只有五个同学，包括我。翻看当年的日记，走完全程的学生除了我，还有章学群、孙跃东、金伟德、凌国亮，全部是男生。值得敬重的是，已三十一岁“高龄”的汪老师身先士卒，也和我们一起走了过来。从我来讲，毕业分配在即，去农村已不可避免。这次步行实际上也是一次“战前练兵”。
果然，到农场后，动辄一小时甚至更长的步行是家常便饭。那时，农场里没有公交长途车站点。来回上海与农场，无论是到奉贤塘外镇还是市属干校（当时叫上海市五七干校，现为上海旅游专科学校）上下车，都要步行一个小时左右。每每走在这坑坑洼洼的农场机耕路上，都会想起中学时代那些与走路和步行有关的经历，想起与我们曾经并肩的老师。
现在，我们老了，而老师则更老了，但我们依然在走着，而且还要继续地走下去。不是追求一种时尚，也不是为了活命。走而前行，应当也是生命的全部。 (注：您的设备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