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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口述历史丨解放崇明的前前后后——谨以此文纪念副局级离休干部施群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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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7年03月24号 18点 阅读 11753 评论0 点赞0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施  群


2017年2月18日凌晨3时,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协上海市崇明县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党组书记,副局级离休干部施群同志因病在上海市新华医院崇明分院逝世,享年95岁。

施群同志1922年4月出生于崇明大椿乡,1940年7月参加工作,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崇明大椿乡地下党组织小组长,大椿乡党支部书记,中共崇明县工委组织委员兼区委书记,崇明县第三区特派员,崇明第三区副区长、区长,中共崇明县委纪委秘书。1954年6月起,先后任崇明县委委员、监委副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监委专职支部书记、监委办公室人事秘书。1957年4月任崇明县委委员、监委书记。1959年6月任崇明县大新公社党委书记。1960年4月任崇明县委调查组组长。1964年4月任崇明县物资局局长。1978年7月起,先后任崇明县粮食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81年6月任崇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2月任崇明县政协主席。1985年12月离职休养,享受副局级离休干部待遇。

编者按

施群同志一生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为我们树立了党员干部的好榜样。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崇明的建设和发展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本文根据施群同志生前自述回忆整理,谨以此文缅怀施群同志,并向革命老前辈们致敬!崇明区委老干部局公众微信号将连续登载,如有错漏,恳请指正。




我于1940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496月崇明解放一直在崇明坚持地下斗争。为了不忘历史,为纪念解放崇明作出过贡献的人们,现将我所经历和知道的有关解放崇明的一些情况,回顾如下。

1948年以后,我党和国民党进入解放战争决战期,国统区白色恐怖猖獗,“红帽子”、黑名单满天飞,特务到处抓人。党组织知道如再让我在崇明坚持地下斗争将非常危险,特派政治交通员吴文彬来崇通知我北撤至解放区。然我还来不及撤走,国民党当局就已经下令通缉我了。

参加骨干培训,迎接全国解放

敌淞沪要塞驻崇第一守备大队长龚义带队抄了我的家,并到处追捕我,港口也被封了,从而使我在崇明被困了四月之久。后在党组织的协助下,我成功北撤至解放区,养病月余。1949年初,曾子平(于19471月至1948年春在崇明领导地下党工作)通知我,等我身体可行,速去南通江南工作委员会(简称“江南工委”,管辖苏州、常熟、太仓、昆山、崇明等地区,工委书记陈刚、宣传委员浦泰福、组织委员曾子平)报到。

后“江南工委”成立了学习委员会,书记吴明、宣传委员钟锦华,我是组织委员,同时分管地下党这条专线。为迎接全国解放,我们通过地下党和社会进步团体,动员国统区的学生、知青等人员来解放区进行培训。学员前后有200多人,解放区来的人员都穿短打衣裤,国统区来的年轻人都穿长衫,女同志则穿旗袍,所以老百姓称国统区的年轻人为“长衫大队”。学习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是组织学习时事、政治、工商业等各项政策;二是反映情况,书写自己了解的当地党政军机关、工厂、学校等单位的情况,还包括各基层的思想动态和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等的情况,以便为制定渡江后的接管方案提供参考。对学员中地下党员身份没有暴露的,一般还是要他们回原单位继续做好宣传和情报工作,以及对国民党有关人士进行争取、分化、瓦解,为迎接解放作准备。

“崇明工委”成立,地下党活动积极

1949年4月,崇明从“江南工委”中分出,组建成崇明工作委员会(简称“崇明工委”),由曾子平全面负责。对县、区、乡的领导干部班子,要求地委组织部配备。

当时,组织要求地下党和解放区的干部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给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头面人物写信,即“一封信运动”。致崇明国民党军政头目的信,是曾子平找我和施汉民、沈阶平一起商量后起草的,内容大致是: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宣传我党对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各项政策,为他们指出出路,要求他们向人民靠拢,不要跟国民党走,保存好档案、物资等不受损失,维持地方秩序,将功赎罪。信写好后,派政治交通员陈一心去崇明传达布置任务。一区由施明、吴文森、黄海崖负责;二区由黄斌负责;三区由吴明福、施明、谢志安负责;四区由黎平、施潜负责。“一封信运动”的效果很好,我给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黄亚芗和他儿子黄海崖写了信(我与黄亚芗系同乡,黄海崖是我同学),他们接信后商定,黄亚芗不跟国民党江苏省主席丁治盘去台湾(南京解放后,丁治盘率全省61个县的党政军负责人撤退至崇明。崇明解放前夕,丁逃去台湾)。黄海崖随即去大椿乡党支部吴明福、施明处协助工作(黄海崖原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属沈鼎法单线领导,由沈指派打入国民党县政府,他的公开身份是县政府指导员)。由于黄亚芗没有跟着丁治盘去台湾,愿意投向人民,这对国民党当局震动很大,特别是在吴明福、施明和黄海崖、周士良的共同努力下,黄亚芗的家乡三区有6个乡镇的乡镇长和乡镇自卫队都表示愿意服从地下党指挥、调遣,维持地方治安。

深入敌营谈判,劝说敌军投诚

1949年5月,国民党驻南堡大通、富安两厂的暂一军暂一师是国民党驻崇部队的主力。他们在南北堡镇强捐大米400石、银币1万元,以及大通、富安两厂所有棉纱,企图逃亡台湾。大椿乡党支部得到富安纱厂资方临时负责人施洪勳等人的反映后,吴明福、施明等同志商量,为了保证堡镇地区的安全,一定要继续做好该部分国民党军队的工作,争取他们尽快投诚。地下党支部决定派严德隆、朱毓新二人去敌营,与施洪勳配合劝告敌军起义投诚。经过4个多小时的谈判,终于使该师23团团长张某同意,指派1名副官、1名特务长随同严、朱二人到大椿乡施家河沿与施明直接谈判。我方同意他们起义改编后,当官的仍然当官,并保证随军家属安全,以及在起义书提交后,部队给养由我方负责的要求。可是事后受到国民党特务破坏,敌军思想起了变化,认为解放军的炮声还没有听到,士兵们被唆使着出去抢劫,使南北堡镇商店连连遭殃。

引爆手榴弹,敌军丧胆逃

大新乡党支部派驻堡镇的工作人员吴启元、毛文谟,按照支部电话通知精神,把堡镇自卫队已经封存的弹药箱启开,拿出4颗重磅手榴弹,用绑腿布2颗一捆,由毛文谟拿到北堡中学操场上引爆,进行火力警告,震得敌人闻风丧胆,抛下抢来的东西,仓皇逃跑。同时,支部利用已经争取过来的竖河乡乡长束以敬与暂一师师长刘贺田在中央军校同学的关系,直接去找刘贺田做工作。在谈判中刘贺田说:“对解放军的政策我是清楚的。我也受过教育(刘原属王耀武部,在济南战役中集体被俘,进入解放军设立的爱国军人学习班学习过。释放时,学习班的领导对他们讲:欢迎他们有机会带队再来),起义可以考虑,现在看来只有这条路了”。但是向什么单位起义他要求有一个正式文件为证。

自刻印章,敌信为真

束以敬回来后,吴明福、施明商量,由毛文谟刻制一枚“中共华东野战军苏北军分区崇明工作委员会”的公章,接着由周士良写了一封劝降信,盖上公章,再交束以敬送去,这就博得了刘贺田的信任(解放后,我奉陆平县长命,把假造公章和盖有假章的起义书亲手销毁。陆平县长指出,伪造公章是错误的,但在特殊条件下,这样做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刘贺田同时也提出,要有军事代表和自己面谈,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束以敬回来后,吴明福和施明商量,派周士良与严德隆二人代表组织,前往堡镇与刘、肖两位师长面谈,达成如下共识:我方接受起义,并提出,一要严守军纪;二要赶造清册;三要保护好工商业与大通、富安两厂安全;四是协议签订后该师给养由我方负责。告别时,师部一女秘书用红绸包了2支六寸新手枪交给刘贺田,刘转手交给严德隆,说请转送首长,作为起义的信物。之后不久,敌一名排长抢夺百姓衣物,被当地群众陈自立等扭送到大通纱厂门岗,被刘贺田亲手枪毙,以示军纪。枪毙该排长时刘贺田落了泪,因他曾是自己的警卫员。从此,堡镇的商店、居民安定下来。

举行仪式,接受起义

1949年526日,国民党驻堡镇暂一师,由肖师长代表该师所属2223团以及直属部队全体官兵递交起义书,地点在北堡镇龚亚虞宅。大椿乡党支部派胡启元、严德隆、唐居正、毛文谟等参加。黎平、陆士达、张志高等也在场(黎平是四区地下工作负责人,通过施昌烈等人也向国民党军队上层人员做过工作)。肖师长宣称:起义书交给了“中共华东野战军苏北军分区崇明工作委员会”。这份起义书,由胡启元、严德隆、唐居正、施友才当晚交给施明后,由吴明福保存。起义交接过程的保卫工作,由大椿乡党支部派代表率堡镇自卫队40余人负责,肖师长仅带6名下属前来。暂一师递交起义书后,我方令其就地待命接防,生活供给方面,由大椿乡党支部派周士良与施洪勳联系,决定全部由富安纱厂负责,直到接防为止。其间,除吃掉厂食堂库存外,另购55石大米。这本明细账,我至今还保留着。

1949年61日,解放军一个营开抵堡镇,在黎平和胡启元、沈渭川等人的陪同下到达暂一师驻地,暂一师师部上空高悬“起义部队”四个大字的白旗,顺利完成接防任务。64日,该部集中开往南通狼山整编。

拆毁敌军碉堡,使敌无防可守

1949年3月,敌青年军202师驻崇部队在北沿江边大筑碉堡群,企图阻止解放军渡江登陆。大椿乡党支部派周士良、毛文德实地调查,利用敌人于4月上旬调防之际,由严克勤负责,发动40多名积极分子,一夜之间拆除碉堡40余座,使敌无防可守。解放后,他们将拆到的木料、钢板交给了政府。

保护堡镇电话总机,保障电话通讯

1949年4月,丁治盘率众退据崇明南堡镇,月底,他计划乘登陆艇逃往台湾,并企图把堡镇电信局总机带走。由于该局话务员黄云嘉、贾曙东二人已经接受大椿乡党支部领导,由胡启元、袁逢甘(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堡镇三青团区队长)分别联系。得此消息后,黄、贾二人立即把电话总机上的零件拆下,谎称总机已经损坏,不能使用。丁出逃后,二人又马上恢复了崇明东半部的电话通讯工作。

安装秘密电话,直接部署工作

1949年4月,大椿乡倪家河沿突然进驻了国民党江苏省保安队的一个营。营部设在程宇平宅上,各连分布在东、西、南三处,距地下党支部不足三里路,给支部造成极大威胁。为此,党支部研究决定争取该营投诚,任务交给周士良、华岱负责。经过一番周旋后,该营营长杨某同意当场交出武器,投诚起义。其部姓倪的文书、姓戴的副官和通讯员等,共交出短枪6支,军用电话机1架。为了防止变故,对营连干部与士兵分开安置,营长由华岱安置回城内自己家中,其余几名军官也都作妥善安置。136名士兵由张亚琴、宋浩民、施友才等负责集中管理。所有枪支弹药收缴后送支部,短枪发给工作人员佩用,军用电话机由投诚副官秘密安装在周士良岳母的房间内室中,与堡镇总机话务员黄云嘉、贾曙东接通暗号。由此,便可以直接与有关各方通话,了解情况,布置工作。

团结联合民主人士,稳定工商业者人心

施明、吴文森,在1947年就重视开展与社会上层人士广交朋友的统战工作(施明在1947年春由我布置,通过他寄兄龚曰乐的关系,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调统室任机要文书;吴文森则于1947年夏由我决定打入调统室协助施明开展工作,其公开身份是建国通讯社记者)。施、吴与著名人士蔡申甫结为忘年交。蔡申甫在社会上很有威望,二人动员他参加了民盟,并根据党的指示,重视做好与民盟的联系工作(因为在当时民盟还没有被明令取缔),帮助民盟小组成员徐一诚、朱禹诚、杨海平等做好发展工作,建议吸收徐鼎铨(在城桥工商界很有威信,人称“小老板”)为民盟盟员。

在崇明解放前夕,民盟小组广泛宣传解放区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解放军宣言、约法八章等,同时,开展“一封信运动”。通过政策宣传与个人接触,使城桥地区因不了解中共政策,然有代表性的工商业者,改变了转移资金或迁往台湾经商的主意,这样也影响了其他工商业者,安定了人心。

策反东平乡,“学生连”投降

吴文森与徐一诚通过工作,策反了东平乡乡长,控制了东平乡自卫队,收缴了浜镇警察分局的全部武器,组织了一支群众武装队。

1949年527日,城东张网港外口停泊了2艘载有100多名敌军的帆船,敌派人上岸采购食物,看见到处都有我方张贴的宣传标语,以为解放军已到城内,大为惊恐,奔回船上报告他们的连长。吴文森、徐一诚立即派人与该连长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唇枪舌战,终于使番号为暂一师“学生连”的敌军全部缴械投降,之后由解放军接管。

动员各方力量,和平解放县城

崇明解放前夕,党组织通过民盟,联络城内一些社会上层人士,促敌投降。当时,在城内的杨海平、徐鼎铨等民盟盟员通过县参议员、律师沈抱质,县法院军事法院法官金哲夫等,和地方上一些头面人物、工商界人士去敌团部劝降。他们为了不使城桥地区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要求敌团长全裕谦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第一次谈判,全裕谦态度很强硬,说“从军30多年从未打过败仗,不成功,便成仁”,表示坚决与崇明县城共存亡。接着,徐鼎铨等做了主力营长吴乃凤的工作,吴表示愿意起义。最后,在解放军兵临城下、发出最后通牒时,徐鼎铨再次率和谈代表劝降,全裕谦终于在61日晚上11时之前放下武器投降。(1986年,吴文森在县政协搞编史工作时,曾去泰州市政协找过全裕谦。全说,当时丁治盘在离开崇明时,曾召他们谈话,要他们死守崇明,并等着他的好消息,他去台后必向蒋介石为其表功。)在二区的黄斌,通过县城上层人士,为县城的和平解放也做了不少工作。

按照党的政策,宽大处理投诚人员

施明、吴文森、黄海崖等人利用原国民党上层人员的关系,先后向中统调统室专员吴彬吾、崇明县保安团长孙发余、县警察局督察长左逸凡、淞沪要塞司令员驻崇守备第一大队长龚义和从泰州撤退到崇明的江苏省保安师(称坚守部队,驻扎在崇明北沿,约1000人左右)师长孙信符、副师长徐继泰等做工作,争取他们投诚起义。同时,利用后来争取过来的孙发余同江苏省保安师参谋长浦海櫵的老乡关系,争取该师投诚。

经过耐心工作,上述人员都表示同意投诚起义,但提了两个问题:一是投诚起义后,能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二是部队的给养问题。经反复向他们说明我党对投诚起义人员的一贯政策,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同时,他们希望通过筹借粮草(实际上是强抢)解决部队给养问题,但是黄海崖告诉他们,你们借了老百姓的粮草准备怎么还?孙信符回答说:“老实说在我们军队的字典里,只有借字,没有还字,要不扰民不可能,饭总是要吃的。”这事由黄海崖和孙发余商量后,回县城由县政府解决。他们在解放军到达后,进行了接防。上述有关人员得到宽大处理,不愿留下的发给经费遣回原籍,其余部队整编后开往南通由军区管理。

想方设法,保存档案

地下党工作人员把保护好国民党党、政、军、特的档案资料,免被敌人带走逃亡,或被烧毁破坏,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根据“一封信运动”精神,经过我地下党工作人员的努力,将国民党县支部、县党部、县参议会、县警察局、三青团、特务机关中统调统室、部队的所有档案资料,都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崇明解放后被统一接收。

夜渡长江回崇明,受命接管区乡镇

1949年531日晚上,我由海门县灵甸港随“崇明工委”一行人乘木帆船渡江。61日凌晨,在崇明上小竖河港上岸后,县委书记曾子平要求我和吴文彬、盛锡文、施潜、高戈谈等人直接去三区、四区接管乡镇自卫队及其武器。因为有地下党组织情报,三区、四区的乡镇自卫队已经由我地下党控制。我和吴文彬、盛锡文于当天就到三区施家河沿四房宅(即我老家)听取了吴明福和施明关于收缴6个乡镇自卫队武器弹药的情况以及堡镇国民党驻军的情况和策反驻大椿镇的江苏保安团一个营的情况。62日,集中6个乡镇自卫队的枪支(已清册登记)并向自卫队员进行训话,解散自卫队。63日,我们三人押送着保安团一个营的136名士兵和接收的枪支弹药及1架军用电话机、2匹战马,用10多辆独轮车送往县公安局办理交接手续。64日,县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林德明要我再去大椿乡,把由我策反的黄亚芗父子护送到城里来,由林德明亲自接待。

6月5日,根据曾子平的意见,我把解放前夕开展地下工作的情况作了一次比较详细的了解,并用三四天的时间向有关人员收集了一些资料。610日,曾子平要我把相关工作情况向县委常委会作汇报。曾子平听后,表示满意。县长陆平和民运部部长王乐三说,你们地下党的同志都是吃了老虎胆,在这种情况下敢冒着风险做这么多工作,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实在不容易。县公安局局长秦洪洲对我说,你们地下党把敌特档案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们今后镇反肃反工作有了基础,地下党立了第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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