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去世已经11个年头了，那一年他79岁。他是2001年12月4日清晨5点一刻走的。从前一天得普通感冒进而发展成肺炎、胸部积水、多脏器衰竭到去世仅36个小时，甚至没来得及留下遗言。

   昨天是父亲的忌日。

   大家都说，无论对他还是对家人，父亲这么快离去都是一件好事：对他而言，没有经受多少病痛折磨，安然走完人生。对家人来说，避免了因长期伺候病人而必然带来的诸多麻烦。都说久病无孝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岂非好事？

   然而长久以来我还是忍不住的心痛！为了我没能对父亲尽孝而心痛！

   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在我们姐弟三人求学阶段，为了帮我们学习外语，他整理了我们易忘的大量俄语和英语单词，为了辅导我们，他还去夜校自修了俄语和英语，至今我还保留着他那时全部5分的成绩单。

   文革初期，他饱受冲击，为了安全度过当年草木皆兵的时光，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除了吃饭，其余时间就用钢笔在练习本上手抄毛泽东选集，用了整整三年业余时间，从第一卷抄到第四卷，从正文抄到注释，一字不漏。甚至于因用眼过度，造成视网膜脱离，差点失明。

   和大多数宁波人家一样，父亲对三个子女的学业极为重视，在他心目中，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是理所当然的。1966年，当时的我们分别是67届大学生、66届高中生和67届初中生。文革一来，大学梦嘎然而止，可以想象，这对于思想极为传统的父亲打击该有多大！

   大姐和我被分配到市郊工厂，小弟年仅16就插队去了淮北。临行前，父亲郑重地取出他呕心沥血手抄的四卷毛著，给了我们三人每人一本，他自己留下一本。我理解父亲，他是在告诉我们，尽管不能上大学了，但刻苦严谨一丝不苟的精神永远不能忘记，这是做人的根本。现在我还珍藏着其中三本，弟弟的那一本在颠沛流离的插队生涯中丢失了。

   父亲平时不苟言笑，然而对子女的爱往往会通过行动表达出来。那时我在浦东高桥镇的一家小工厂上班，当时父母的工资被大幅度革掉，家境十分困难。为了节省来回车费，我平时就住在厂里，每周回家一天，周日晚饭后就得回厂。父亲对我们回家是非常高兴的，饭桌上话也多了起来。记得一次晚饭后我又该回厂了，他执意要送我过江。在排队等81路公交车时，他摸遍口袋拿出2毛5分钱给我，我知道，这是他当时的所有，长长的回家路他得一个人蹒跚着走回去。我不肯拿，他执意给我。开车时，我透过窗望着被造反派折磨得那么憔悴的父亲，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父亲很爱喝酒，也很会喝酒，据他自己讲，一斤白酒没有问题。可当时限于经济条件，非但没有满足他仅有的这点爱好，还经常往酒里掺水。如今，我每想到这些，愧疚之心难以言表！我悔不该作假欺骗父亲，我更悔不该当时没有千方百计买些好酒孝敬父亲。以至于我现在一见到好酒就会情不自禁联想到父亲，就会深深地自责！

   子欲孝而亲不在，实乃人生最大悲哀！如今父亲长眠于长安墓园已有十多个年头了，我再怎样也已无济于事，也无法减轻我对父亲的歉疚感。

   所幸的是母亲还健在，让我还有反省、弥补、自我慰藉的机会。

   母亲已年届九旬，在同龄人中思维还算正常，身体尚属健康，目前住在养老院里。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我都会每天前去探望，陪她聊聊家常，帮她洗洗脚，剪剪手脚指甲，整理整理日常用品。老人怀旧，我就把以前的旧照片拿来，和她一边看一边回忆过去的岁月。天气好的时候，我会拉差头带着她出去吃饭，出去游玩。上个月，我还推着轮椅带她参加了老小孩网站组织的共青森林公园一日游呢！

   她每天都会期待着我的到来，而每当我出现在她面前，看到她灿烂的笑容，我就会感到由衷的宽慰，这也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我知道，妈妈毕竟年迈，总有离我而去的一天，我该尽我所能，趁目前“子欲孝，亲还在”的宝贵时光，给妈妈更多一份关爱，也给自己少留一份歉疚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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