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破四旧”、“串联”、“夺权”......，一连串闹剧，轰轰烈烈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直到1967年底才平息一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不忘将我们这些不安份的小青年收拢来“复课闹革命”。说是复课，但老师已经没有权威且心有余悸，哪敢正儿八经的上课啊，还是瞎混，不过是将“散放的羊群”圈起来罢了。

课没有复几个月，开始毕业分配了。“四个面向”的标语铺天盖地，遮盖在已经剩下不多的大字报上。工宣队主持毕业分配，分配的主要原则就是家庭出身。我父亲那时戴着几顶帽子，属于“黑五类”中最黑的一类，留在上海是无望的。在哥哥报名到崇明农场后，思来想去，还是主动报名到江西去吧。一则江西是我的祖籍所在，二则江西有大米饭吃。就这样，决定了一辈子的去向。

1968年11月10号，学校组织人敲锣打鼓的把到江西插队的通知送到家里，街道也来人了，一大篇“出身不由己，革命靠自己”的套话，灌得人晕头转向的，我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和“反动”家庭决裂，在奔向光明的康庄大道呢。剩下来的时间就是准备行装。可家里已经准备不出什么了，父亲在“牛棚”里，一个月只有25元生活费，靠母亲的90多元工资，刚刚送走了哥哥，又要为我治装，还要负担祖母的生活费用，十分紧张。母亲晚上将外婆留给她的丝绵被拆开，用手一片片撕散拍松，重新絮好，再将父亲的一些旧衣物改改，12元钱买了一个帆布箱子。我到里弄加工组要了一些旧包装箱板，自己钉了一个书箱，用一块蓝布缝了一个装笛子的布套，这就是全部行装了。

1968年11月17日清早，母亲为我煮了一碗汤圆，馅是白沙糖而已，还就只有一碗，这已经是那时母亲能够给我的最好的送行饭了。我趁母亲转头时偷偷拨了几个给妹妹。吃完汤圆我推上父亲的破自行车，驼着帆布箱和包装板钉的书箱，母亲背着铺盖卷，提着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什么的，往学校走去。一路上母亲殷殷叮咛让我鼻子有点酸酸的，但又不愿意表露出来。

由于是上海市文革期间首批大规模出发插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了我们一个及其隆重及其盛大的欢送仪式，在人民广场开了个10万人的欢送大会，马天水、徐景贤等头面人物讲了话。说实在的，我根本没心思听他们讲话，只是惦记着还在北站广场上等我的母亲，思念着在“牛棚”里的父亲和在崇明的哥哥。会后，浩浩荡荡数十辆大卡车载着我们这些“插兄插妹”们，在几十万欢送的和看热闹的人们的夹道中向西，到静安寺后再返回向东，到外滩后又向北，等到北站时，已经下午一点。我们在卡车上时每人发了两个面包，可一直在北站等我的母亲，却什么都没吃。我在车驶进北站广场时第一眼就看到了母亲，她那一向梳理的整整齐齐的短发在萧瑟的秋风中有些凌乱，站在路灯柱边翘首倚望，旁边就是父亲的破自行车。

我的嗓子一下哽咽了。强忍着，我在同伴的后面下了车，将手中的面包塞给母亲，匆匆说一声：“妈妈，我走了，侬回去伐”。转身就跑进了车站。

我的车厢是六号，钻进车厢后找到座位就等开车了。站台上到处都是送行的亲友，，一片呜咽声，一片叮咛声，我却充耳不闻，只顾低头整理自己的东西。突然听见车窗外有人大声叫我的小名，抬头一看，我愣住了。在“牛棚”改造的父亲，在崇明农场的哥哥，在“复课闹革命”的妹妹和母亲一起在车窗外向我挥手呢。父亲的头发全白，哥哥又黑又瘦，他们都是两个多月没见面了啊，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列车鸣笛了，启动了，呜咽声变成嚎啕声，叮咛声变成呼喊声。列车在嚎啕和呼喊中驶出上海站。

就这样，我和800多位知青伙伴们，告别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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