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八连故事》

《之五》

上海市愚园路753号。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院里，驻扎着一支连队。44年前，它曾因一部家喻户晓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而名满大江南北。

这就是被国防部隆重命名，毛主席写诗赞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尽管现在这支连队已经退出了繁华的南京路，不再负责这条步行街上的值勤任务，尽管战士们的生活条件已经今非昔比，宿舍装上了彩电，食堂安上了空调，但是，连队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三箱一包”的木工箱、补鞋箱、理发箱和针线包至今代代相传。

人民也从未忘记八连。每到寒暑假，连队都会接到很多电话:“我想带孩子到连队受受教育，看看你们怎么出操、训练，怎么吃饭、睡觉……”

刚进上海，他们连自来水都不会用

1963年11月29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正在为毛主席作专场演出。台上的演员演得全情投入，台下的观众看得聚精会神。

当戏演到战士童阿男受连长批评后要出走时，毛主席拿着一支香烟的手微微颤动，指着舞台上着急地轻声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走了，就是当逃兵了！”当指导员和连长决定把童阿男追回来时，毛主席又连声说:“这个好，好。”而当罗克文被特务打伤住在医院里，童阿男主动来献血时，毛主席带头鼓起掌来。场下一片掌声雷动。

这个时候，“好八连”这个称呼已经传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都知道在上海有这样一支人民子弟兵，他们节省每分钱，每滴水，每度电，每寸布，抵制诱惑，克己奉公，在繁华的南京路上保卫上海解放的胜利果实……

  追溯起来，“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

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华东军区特务团把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辎重连。在这段日子里，辎重连的第一任指导员张成志带着全连战士与敌周旋了四十多天，转战一千多公里。1949年6月，被改编为三营八连的这支队伍从丹阳乘坐运货的平板车，向上海进发。早就听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战士们在这个都市里，会遇到什么新的考验呢？坐在平板车上，张成志吸着土烟暗自想。车站月台成了战士们在上海度过的第一个晚上。露宿在月台上的几天里，战士们严格禁止外出。张成志带着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遍遍背诵野战军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张成志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纸，默写公约和守则上的内容。答对了的画个加号，答错了的画个减号，直到全连都背得滚瓜烂熟。

  当时，身为八连通信员的刘仁福偷偷爬上火车车厢顶部，看到了一番让他惊奇不已的景象:一辆辆箱子似的车上都翘着一根黑色的长辫子，在街上往来穿梭。刘仁福把他看到的情景悄悄地向战友形容了一番。当时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将作为“好八连”的指导员，载入新上海的史册当中。

三天后，连队大步进城。第一夜，宿营在“大世界”跑马厅后面的一排马厩里，随后又搬到苏州河畔一个废旧仓库里。全连战士把被子半铺半盖，睡在地上。直到7月份，部队分配了在南京路上值勤的任务，进驻青海路刘家公馆入住，才算有了固定的住所。进到刘家公馆，里面的一切对于这些战士来说，都是新鲜而陌生的。自来水不会用，电灯不敢开，守着抽水马桶不会用，还要到外面找厕所……为这，八连还专门组织大家学习了城市生活知识。

  走上十里洋场站岗巡逻，更是对八连战士的考验。白天，打扮妖冶的女人时不时向站岗的战士们抛几个媚眼。入夜，歌厅舞厅的靡靡之音直钻耳鼓。甚至还有人不怀好意地在战士身边扔下钱、香烟和手帕等东西，偷眼看战士是不是会捡起来……八连战士则不为所动。断然斥退身边的无理纠缠，踢开坏人扔下来的金钱和物品。对捡到的东西，找到失主的立即归还，找不到失主的就立即上交。不几天工夫，连队捡到的手绢等小东西就有一百多件。 八连的事迹引起了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的注意。从一张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的照片开始，八连的名声渐渐越传越远。

。  1956年的一天，《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给联系部队的记者张锦堂送来一张自拍的新闻照片: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南京路夜景中，一位战士手握钢枪正在站岗，神情威严。不日，照片以《南京路上的哨兵》为题在《解放日报》上刊登。

当时的吕兴臣在团机关当俱乐部主任，兼任报社通讯员，时常挎着照相机在几个连队里寻找素材。他把驻守在南京路上的几个连队比来比去，总觉得八连成绩突出，完成任务出色。随后，吕兴臣前后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写出了一篇通讯送到了《解放日报》社。当时的总编魏克明看到稿子后眼前一亮，当即决定刊发。

   老魏想起解放军刚刚进入上海时，敌人曾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军队红着进来，要不了三个月就会黑着出去。现在好几年过去了，八连依然保持着本色不变。《解放日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人们称赞他们“南京路上好八连”》为题，率先报道了好八连的事迹。1958年3月23日，《解放军报》以同样的标题转载了吕兴臣的报道。

此后，吕兴臣又在八连身上不断发现了不少闪光的小故事。一天，他到《解放日报》发照片时，对记者张锦堂说:“今天到八连，碰到连长教战士缝衣裳。我发现连长袋里有个针线包，是从战争年代带过来的，全连每个战士发一个。”张锦堂让吕兴臣把它写成小故事，于是，吕兴臣的《针线包》在《解放日报》的《子弟兵》专栏上诞生了。随后，吕兴臣又先后发表了《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38个补丁的衬衣》等一系列讲述八连官兵优良作风的小故事。

  1959年2月，《解放日报》总编魏克明建议把好八连的事迹写成一篇大通讯，用“艰苦奋斗”这根主线统领全文。吕兴臣在连队里吃住了几个月，埋头写出1.7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以8500字的篇幅发表了吕兴臣写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还同时配发了社论。通讯从拾金不昧、精打细算、克己奉公、宽广的精神世界以及通过一个战士的思想转变反映连队思想政治工作这五个部分，向全上海展示了八连的风采。

  这篇通讯一发表，马上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反响，接着，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八连。

   正是这些报道，使“南京路上好八连”在上海家喻户晓。《霓虹灯下的哨兵》差点没演成，一场话剧和一部同名电影，使得上海人心目中的“好八连”，成了全国皆知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196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带领机关干部下海岛连队。他们从海岛返回南京，路过上海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请大家吃便饭。席间，王司令员对在座的军区文化部长沈西蒙说:“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要为好八连写个戏啊。”受到王必成的热情邀请，沈西蒙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任务。

  沈西蒙来到八连，住进八连一班，和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摸爬滚打在一起，细心体察战士的思想情感。后来，前线话剧团二队队长漠雁接受任务也住到八连体验生活。作为报道八连事迹“第一人”的吕兴臣，在采写八连新闻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这次也受命参与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他和沈西蒙、漠雁一起在八连体验生活，向他们提供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素材。三人在八连一住就是四十多天，日夜切磋，于1961年共同完成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

  剧本写好了，戏也排好了，但差点没演成。因为戏里有个战士离队出走的情节，引起一些不同看法。恰好，1963年2月，周恩来总理来到上海。在总理离开上海的火车上，漠雁向总理秘书童小鹏汇报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创作情况，想请总理看看戏。周总理听后说:“戏已经写出来了，还是让演一演、看一看嘛。”

总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让人打来电话，以总政的名义调演《霓虹灯下的哨兵》。

   2月20日，《霓虹灯下的哨兵》剧组人员来到北京。22日、23日在总政话剧团剧院连演两场，引起很大轰动。1963年4月1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八连指导员刘仁福，谈了一个多小时。

  在交谈中，周总理突然问道:“陈喜是怎么回事？”刘仁福回答说:“连队里有这么个排长，到了上海以后，结婚不久就要离婚。”总理又问:“童阿男这个人物呢？”刘仁福回答:“连队里有个战士叫童新根，是个孤儿，刚刚来到部队时思想有问题，以后进步很快。”这些都为日后《霓虹灯下的哨兵》改编为电影创造了条件。

  《霓虹灯下的哨兵》在京演出成功后，《解放军报》随即请“好八连”前任指导员刘仁福、时任指导员王经文，以及沈西蒙、漠雁等召开座谈会，会后，《解放军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的内容。4月25日，国防部在上海隆重举行命名大会，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

1963年底，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开始拍摄。周总理专门约见夏衍、沈西蒙、漠雁等人，当面交待夏衍，要他负责将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改拍成电影，要求一句台词不能变，一个演员不准换。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任导演，沈西蒙等负责编写剧本，参加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的原班人马，在八连实地拍摄同名电影，把话剧搬上了银幕。

“好八连”这个名字，就此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