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吃粥

（吉日月）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全国进入了大开发大建设，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发挥，经济建设走上了快车道，人民收入大幅提高。各项各业欣欣向荣，家家户户衣食无忧。细细算来，我的收入也由当初的每月30元，到如今已增加了200多倍。

    转眼“无荤不吃饭，天天像过节”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去了40年，不少男男女女都显出“福相”来，什么“啤酒肚”，什么“将军肚”，还有被人称作“拖肚（ta du民间称‘肥猪’）”，裤带系在“卵额角（肚脐下）”上的现象随处可见。人们可是考虑“减负”，研究如何减肥、如何养生、如何延年益寿。于是，“吃粥”、“吃薄粥”成了新时代的时尚，不禁勾起我过去每天“吃粥”的日子来。

    1948年2月，我出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里，当我正处在牙牙学语的时候，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此，我与新祖国同成长，一起走过了70周年的历程。在我记事以来的岁月里，“吃粥”的情景记忆犹新。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父亲生了几年的病，无力养活我们五个孩子，只得把最小的两个——我和小小弟送了人。我的寄父家也是穷苦农民，虽然没有孩子，可是也几乎天天吃粥。冬季的一天傍晚，寄母回家把烧好的粥盛在碗里放在灶头上。饥饿难耐的我，想端一小碗粥先吃，可一不小心把粥打翻在脖子里，薄薄的粥烫得要命……至今，我的喉节下那块疤痕还十分清晰。

    不久，寄父家生了个亲生儿子，我就成了“阿多头”，常常打我，骂我，我无奈逃回了娘家。回家那年的严冬，父亲久病不治，撒手人寰。家里为盛殓父亲，欠了人家一副棺木钱。全靠母亲白天帮人家种田，晚上刺绣，拉扯着五个(小弟的继母是个未婚的独生女，患病死后，也回了家)孩子，天天有粥吃也不错了。母亲为了让孩子们能吃得饱，就动足了脑筋：把大麦、元麦带壳磨成粉，在每顿的粥里搀进半小碗麦粉，烧成“麦粞粥”，使原先能当镜子照的粥，显得厚多了；有时“粥”里竟然没有一粒米，全部是麦粞，这粥叫“秃麦粥”。母亲说：“小弟啊，勿要嫌恘嫌好，吃得连牵蛮好了，识货点奥！倷会做生活后，日子就好过了”。吃这粥，不用筷，也不用勺，稀里哗啦三口两口就喝好了一顿“饭”。

    有时候，母亲烧好薄粥后，用铲刀撩了撩，看到粥实在太薄，于是又放进一些青菜，加点盐，成了“咸酸粥”。有次，母亲先盛起的第一碗，悄悄地盖在小锅子里。然后，让我们自己去盛来吃。为吃粥，小小弟是吃一顿哭一顿，喊着要吃饭。有次他给我说：“姆妈囥拉个一碗肯定米多菜少……”等母亲不在的时候，我们揭开小锅盖一看，啊！那哪是一碗粥啊？分明是一碗煮菜啊。从此后，小小弟吃粥快了，也不吵了。小小弟和我轮流着洗碗刷锅，可以舔铲刀上的粥粘，可以吃附在锅子周边的一圈半透明的“粥餙（shi）”……母亲高兴地夸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会替手脚了，哪知我们是另有所图啊！

    在那困难时期，各类商品奇缺，尤其是懒以生存的食品，什么都按照户口计划凭票供应。特别是口粮，母亲是二等劳动力，每月36斤；我们小孩每月22斤，一日三餐只能以吃粥为主。为了填饱我们几个“槽头囡”的肚皮，除了青菜以外，有时粥里掺一些麦片（经饲料厂压辊压扁的麦子），有时放一些山芋（或山芋干），有时是胡萝卜、南瓜……甚至是“猪蕞头（马齿苋）”、水花生的根……因为吃薄粥，吃的时候我的肚子撑得像一个打足气的篮球，可是拉了几泡尿后，又饿得大唱“空城计”。

    有几次，我肚子饿得头昏眼花的，就和永明、福林、阿牛一起，到离村不远的陈行公社畜牧场，潜到牛棚间里偷“棉仁饼”，猪棚配料间里偷“糠饼”吃。棉仁饼吃口有点香，糠饼味道有点甜，但是吃下肚去常常闹便秘，涨得面红耳赤，好容易拉出大便，浑身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可擦屁股的草纸上沾满了鲜血……

    想不到，这40年后，吃“粥”又时行起来。你看，如今在上海市区、大镇街头，出现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粥店粥摊。菜粥、鸡粥、什锦粥，羊肉粥、生姜粥、荷叶粥、绿豆粥、燕麦粥……家家顾客盈门，生意红红火火。可此“粥”与彼“粥”，不可同日而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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