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中华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

哺育我成长为一名修志人

范洪涛

青少年时期受到的启蒙

    我1930年出生在上海吴淞镇。我的父亲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进入上海《新闻日报》馆编辑部工作（解放后，为《解放日报》）。他酷爱中华文化，尤其爱好山水国画和颜柳书法。我在幼儿园时，休息日父亲就教我背诵《百家姓》、《千字文》。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度过幼儿期。1937年，日寇飞机把我家平房炸毁了。全家逃难到市中心租界区，一家五口拥挤地住在一幢石库门的亭子间中。父亲已经没有书桌了，他把最珍爱的国画碑帖带到住地，锁在一个木箱内，深夜回家，依然不忘翻阅。父亲一生只从事一个职业新闻事业，终生不渝。一生只有一个爱好，中华优秀文化，至死不忘。父亲的榜样耳濡目染，深深地在我幼小心灵中扎下了根。

    我12岁时，考进了由民主人士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我的班级中有4名地下党员（解放前我不知他们的真实身份），我亲眼目睹他们发动带领同学出墙报，唱进步歌曲，搞义卖捐献，组织民主游行等活动。敌特多次扰乱破坏，在进步校长的保护下，一次次度过危险。我心中十分钦佩他们的革命行动。中职校训叫“敬业乐群”和“双手万能”。教导学生敬爱职业，用专业，用双手劳动为社会，为群体作奉献。1948年毕业后，我考进一家大银行。这是我人生第一个重大转折，从学校踏进了社会。凭着辛勤的业绩，在三年里，我从练习生升为助理员，再升为办事员，最后调入总管理处稽核处当查账员。

在党的怀抱和革命理论教育下进一步成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第一天，我就在南京路上亲眼见到人民解放军露宿街头，秋毫无犯的感人军容。当年12月，我在今文化广场参加上海首批加入青年团的千人宣誓大会，积极参加工会工作和“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10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调至黄浦区团委脱产从事青年团工作。这是我人生第二个大转折，从经济工作岗位转到政治工作岗位。我放弃了银行高薪，只拿包干制生活费，住集体宿舍。在革命大家庭中，感到无比愉快。

    “大炼钢铁”时，我与南京路市食品一店的几十名团员青年组织“红旗先锋营”，为中秋节供应月饼。整整一个月，同吃、同住、同劳动。1960年，我被调至中共黄浦区委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室，做筹建和联系街道党委工作。1962年，被调任区政府地区办公室主任，负责联系全区街道办事处工作。1964年至1966年，借调至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二室担任联络员，联系杨浦、南市、卢湾三个区委，从事街道里弄的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工作。虽然单位不同，但都是地区工作。我在广东路街道福中居委会蹲点一年，与第一线的里弄干部民警朝夕相处。我从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热忱服务群众的优良作风中受到很大教育。

    1967年10月，我被下放到奉贤市五七干校。上千名干部日夜苦干，白手起家建造了成批草房，开始农业劳动和学习。每月回家一次。生活虽然艰苦，但身心却得到锻炼。每年到农民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七天，体验农民生活的疾苦。劳动之余，有较多时间看书学习，我常常自学到深夜，系统学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及一些马列主义哲学著作。1975年，我被调至校部教研组任副组长，兼轮训二支部党支书，对50多名局级干部学员上政治经济学课。次年我被派去沪东造船厂蹲点半年。住在厂中，向青年工人讲解政治经济学。每周一天去万吨轮上跟着老师傅做电焊工劳动。10年干校生活，直到1979年底才重新回到黄浦区委党校中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员。一年后，被调到区政府办公室地区组从事老本行地区工作三年。

    从1952年银行脱产到机关工作，至1983年底，整整32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功和实际工作锻炼。在党的培养下政治理论学习和实践工作上有所积累和提高，但仍然深感不足。在我心灵深处，最感到迷惘的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华优势文化传统被突然当作封建糟粕打翻在地，备受轻蔑。在红卫兵扫“四旧”的冲击下，父亲珍藏的古书，古画，碑帖，散失迨尽，使他老人家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不久患癌症去世。当时我在干校劳动，不能在病榻边侍奉老父，成为终身遗憾。父亲在我幼年时赠予我的古文经典虽然没有丢失，却再也不敢翻阅。32年中，虽然学了一些革命理论，但相当一部份并未真正学懂。在我心中，“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革命最重要的法宝”。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习了党关于“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文件讲话后，才逐步清醒过来。参加党的工作32年，使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离开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就会迷失方向。

文化复兴培育我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修志人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掀起首轮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热潮。文化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1984年，当我54岁时，被任命为黄浦区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要我主持编修贯古通今跨多个朝代的《黄浦区志》。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第三个重大转折，从政治工作岗位转到文化工作岗位。我从未学过历史专业，更不懂地方志，一下子挑如此重任，十分担忧。去北京参加培训学习后，才懂得做一名合格的修志人要求很高，尤其对主编要求更严。为了挑起这副重担，我在修志实践过程中日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和方志编纂理论。还用4年的业余时间在区业余大学攻读中文系课程，毕业时已经58岁了。在全体修志人员连续8年的共同努力下，200多万字的《黄浦区志》终于出版了，并获得了上海市首轮区志编纂一等奖。

    “八年修一志”的全过程加深了我对中华优秀文化和方志事业的感情。1990年12月退休后，我继续受聘于市区7个单位，编修市志，区志，镇志，专业志等10余部志书。还担任上海市史志学会方志专业理论组组长8年，主持了16场全市性方志学术研讨会。2006年10月，因积劳成疾，医生诊断患了基底细胞癌，在肿瘤医院动了手术。只休养了三个月，就边服中药，边继续修志和撰写论文。2010年，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汇集了我50余篇论文，出版了《范洪涛方志文集》。这以后，我每年仍写3—4篇方志学术论文，至2018年，先后有9篇论文经专家评审，入选全国性方志学术研讨年会，编进了大会论文集，有3次亲去会上宣读论文。

    2015年起，因年龄原因，中止了修志第一线的聘用，实现了“第二次退休”。但学习研究方志学理论和撰写方志学术论文仍旧在家继续进行。除了志史地三门专业内容外，我加重了中华文化中的经典文籍的学习；加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国家全局性文件讲话的学习。还报名参加市老干部大学“政治经济班”和区老干部大学“时事形势”、“文学史”、“电脑”班四门课程。现在我已养成读书学习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人生最后阶段后，我要把余生献给

伟大祖国的文化事业

    2017年9月，我被查出肺部患有2厘米大的病灶。经东方医院呼吸科、胸外科两位主任医生会诊，高度怀疑为早期肺癌。立即住院动手术，切除了两小叶肺，出院后在家服中药休养调理。三个月后，逐渐恢复正常活动。

    2019年元旦的到来，我步入虚岁90行列。子女和至亲好友谆谆规劝，“多年辛劳，到了这个年龄，也该放下一切，享受老年人应该享受的休闲生活”。经过两次大手术的我，体力确实下降。离开手杖，行走不稳。坐下来就站不起来，也很难上公共汽车的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已连续三年既选用我的论文，又婉言谢绝我去外地参加会议发言。面对这些新情况，我必须回答怎样度过老年人生最后阶段这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去年，我明确提出“争做一名合格的修志人，跟上时代步伐的明白人，甘愿奉献社会的有用人”。坚定实现这三个目标的决心，强烈地支撑着我，许多年龄比我还要大的老修志人、老专家、老学者、老先进人物仍在作无私奉献的活生生榜样，有力地激励着我。比我小一岁老爱人的理解和支持，更使我坚定了信心。我的爱人是1949年在沪江大学夜校相识的同班同学。30多年来，我晚上加班改稿，写论文，不论到半夜几点钟，她从不先睡，总是陪伴在我身边，做宵夜照顾我。她是我所有撰写文章的第一读者，帮我润色、修改、把关。近年来，她也规劝我“应该服老”，“必须适量掌握好度”。但更理解我对方志事业的热爱，默默地一贯地支持着我。最亲人的关爱，使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为了持久作战，在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我调整了具体安排，把原先每年写四篇方志学术论文，改为二篇。把上老年大学四门课，改为二门。在专业学习和常规学习上，也强调少而精，提高学习效率。坚持每天到小花园进行体育锻炼，规定每天必须步行四千步。已有多年历史的小区志愿者活动坚持不变，继续办好“老年文化养生会”，为小区老人服务。我觉得调整后的老年生活依然丰富多彩。

    进入90后，我还能活几年是个未知数。我不想虚盼长寿，但我要尽量延长生活能自理基本健康的岁月。万分珍惜当前的天天日日，把时间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人的精神力量具有相对独立性，一个人只要有坚定正确的人生目标，把理想信念付之行动，永远学习，永不自满，有人爱，也爱别人，就会有强大的动力。在纪念建国70周年的日子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把余生献给伟大祖国的文化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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