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通信记忆碎片

（顾仲源）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也已六十七岁了。在这短暂又漫长的六十多年里，脑海中飘忽着难以计数的记忆碎片。哦，有不少的是通信记忆碎片。自古以来人们就少不了通信，通信行为和方式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关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着每家每户，也维系着我的成长、工作、生活。这些记忆碎片好像坠落的一滴滴透亮水珠，又似聚起的一朵朵俏皮浪花，飞溅跳跃，集成涓涓细流……回眸这一切，模糊的景象愈加清晰起来，令我回味。

    最初的通信记忆，始于六十年前上小学后。学校老师与学生家长的信息沟通，靠的是每学期的“联系手册”，学生的学习成绩、在校表现和品德评语等都有老师填写好由学生带回家交给家长，家长阅毕写上回复签名盖章后在由学生带到学校交给老师。这种老师与家长的通信，至今还尚存着美好的回忆，因为小学里品学兼优的我，巴不得让老师的美评在父母那显摆呢！

    记忆深刻的是中学时代的通信，那是写信。记得1966年“文革”期间的大串联，未满十四岁、初中一年级的我与几位同学也北上到了首都，记着父母的嘱咐到邮局买信封信纸邮票摸索着写信回家，向家里报个平安；几天后还将在北京西郊机场受到毛主席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一好消息专门写信向父母亲报喜。

    1968年底至1969年初的那一段时期，住校读书的我们1968届初中同学们先后上山下乡奔往各地农村插队落户，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同学们互相联系，都是靠写信。多年以后同学中有的上大学，有的病退回沪，有的按政策得到安排，互相之间保持联系、不定期组织聚会，还是靠写信。我于1969年2月插队落户上海县新泾公社程桥大队张泾生产队，不少同学与我保持联系，当然也靠写信。（附下图）

    难忘在插队落户期间，队里搞副业其中一项是为供销社的菜场运输副食品，那是用“小牙盘”的自行车牵挂上两轮拖车把肉、鱼从冷库、加工厂以及码头等地运回菜场。其中每天受菜场委托要与上海县食品公司联系当日分配到的鱼肉的具体数量，以便队里安排若干个劳动力和拖车去运。这联系事项就由当天轮到外出运输的劳动力赶到大队办公室用电话完成，我也曾与上海县食品公司联系过。那时整个大队只有一门电话，记得号码是329436。1976年新泾公社程桥大队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二级所有制，当年我已在生产队开手扶拖拉机跑运输、也归并到大队农机站。农机站调度室新装了一门电话，号码是329789，承接业务和跑在外有事联系都靠这门电话。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进入上海县公安局工作，培训后分配在预审股，预审股十几位同志只有一门办公电话，号码是389601（县局总机）转783分机，为方便同志们用电话，在内勤室和相邻的大办公室的隔墙上开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墙洞，安上一个木框，电话机就放在木框内，这样在内勤室和大办公室两边都可以打电话。同时木框的两面都装上一扇小门用来隔音，此边打电话彼边关上小门，尽可能减少对别人的干扰。不多久县局调换了电话总机号码为921800，预审股仍是783分机；更好的事情是预审股增加了一门直线电话，号码为921783；大大方便了同志们使用电话，提高了工作效率。在预审工作期间，少不了去外省市出差，期间要将相关工作情况向领导汇报和请示，通信方法一般情况是到邮电局，挂打长途电话，但经常等上一、两个小时也挂不通，令人心焦；紧急情况则在邮电局以3分钱一个字发电报。

    记忆犹新的是1983年8月全国开展的严厉打击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三年严打”期间，单位领导要求每位同志留下快速通信方式，有紧急任务时能在夜间和星期天迅速通知到个人从家里赶往单位。那时虽然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装上私家电话的是凤毛麟角，绝大部分同志都只能留下了居住地的公用传呼电话号码。当年我家是农村散居民户，所居住的村宅上没有公用传呼电话，路最近的公用电话也要走十多分钟的距离显然不合适。当时，宅上只有一户人家（大队朱会计）前期刚装了一门私人电话，我只能向朱会计说明了情况，征得了她的同意将她家的电话号码报给了单位，但内心却期望着别发生被单位紧急召回的状况。没想到一个星期天中午，朱会计气喘吁吁地跑到我家，说是你单位里有急事要你听电话，我赶紧到她家接听单位打来的电话，果然是一起案件需要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工作。我向朱会计道谢后马上乘公交车赶到单位。

    社会在发展进步，上海的电话号码于1989年11月升级为7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通信业也较快发展。那时开始出现BB机（也称拷机），给人们的通信带来了一些便利。1992年下半年，上海县和老闵行区“撤两建一”前，那时我在上海县公安局政治处工作，市公安局也建了寻呼台并逐步配发传呼机（BB机）给各分县局，政治处当然是“近水楼台”，每位同志都配。没想到当时上海县委政法委员会办公室正将我借调帮助工作并有正式调我过去的打算，政治处就将BB机暂不配给我，为此我还郁闷了一阵。“撤两建一”后不久，我调到区委政法办工作。新的闵行区机关办公地搬迁到沪闵路6258号。区机关大院的电话总机是4121700，各个办公室都装有分机电话，我所在的政法办综治科是3415分机，政法办还有一门直线电话4121508，大大方便了办公通信需要。好在不久政法办也为我配了BB机，号码是4061818—5244。这BB机是数字机，在外工作如收到传呼后还必须找附近单位的电话或公用电话回电，才能确认具体事项，尽管有点小麻烦，但毕竟能在较快的时间通信了呀。

（下左图：1979年的拖拉机驾驶证上记载有大队农机站电话号）

（上右图：1993年我的名片上的办公电话号和BB机号）

    可喜的是家用电话开始放开，虽然普通人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也可以到电话局申请了，只是交换机设施和线路排放跟不上，“有号无线”、“有线无号”、“无号无线”电话局这几项简单的答复给充满期望的人们（包括我）泼了凉水，望眼欲穿哪！能开后门捷足先登的寥寥无几。盼到1995年8月，终于在我居住的区域放了线和号，我申请后电话号码是2626375。只是那初装费一下子提高了好多！要4000元！当年的工资收入才多少？后来才知道，这初装费是国家为了解决邮电通信落后的状况开征的政府性基金项目。回想4000元装门家庭电话真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哪！也不明白当年是怎么下的决心？后来几年初装费逐步减少为2000元、1000元，直至2001年7月取消，这是后话。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1995年11月上海市的电话号码又升级为8位，即在原来7位数的号码前加上6。我家的电话也变成了62626375。又过了不久，单位也将传呼机更新换代，换配了中文机，我的中文传呼机号码为64060606—19530。这样的变化，在提高工作效率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单位需要、同事朋友之间需要沟通简要信息，在中文机上基本都能解决。家里的电话在以后的搬家过程中，只需办理移机而已。记得家里曾经用过的电话号有64051955、62422030，直至现在6449****的电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手机时代的来临，更是通信事业的革命和飞跃。当年两、三万元的高价，状如砖头般“身材”、重达1公斤多且只能打电话的“大哥大”，一度成为老板的炫富工具和显要领导的标志。数年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一代手机的问世，手机的价格也大幅度降了下来，逐步在人们中普及。到1999年8月我也买了一部手机，号码为1360194****，那是一部黑色的爱立信手机，只能打电话用。我还配了个皮套将手机别在腰间，实用的同时还免不了带点自豪和炫耀。以后又换了黑白中文版的，可以发短信；再以后是彩色屏的；说来也奇怪，现在反而记不得哪一年开始换了几部大屏幕的智能手机了，尽管手机号码使用至今。

    互联网的普及，将现代通信不断跃上新台阶。保存至今的当年同学间的来往信件成了“珍贵文物”。现在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工作上生活上等各方面的通信所需都可在电脑、智能手机间进行；微信的使用，老同学、老同事、新老朋友、亲友间群体聊天群的建立或个体间的互通，更是让人们在地球上的通信距离近在咫尺，文字、图片、声音等信息传递在瞬间，以至于现在不少人家已经将家庭固定电话拆机了。（下图：我的部分聊天群）

    不久，手机又将跨入5G时代……

    哦，我的通信记忆碎片，犹如汇集成了一条小小的溪流，在我心田如清泉般缓缓流淌，在我脑海里一次又一次地回荡；它又汇入时代的奔流不息的江河中孕育成长，汹涌澎湃、波澜壮阔！这不正是祖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大片”中的一束映像么！伟大祖国的大江大河，犹如腾飞的巨龙奔腾翻滚，永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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