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责任

（唐德华）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作为国家公务员，理应为人民服务，为民排忧解难。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闵行区人事局担任副局长时处理过一件上访案子，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是1992年8月的一天，我在局信访室接待群众来访。一位中年妇女推门而入，直接坐椅子上开始叙说。原来她是60年代从上海去新疆的支边青年，与当地解放军部队的一位军官成婚，育有3个子女。后来她丈夫从部队转业，举家回到老家湖南省某市，被安置在该市一家印染厂任党支部书记，她也被安排在厂子弟小学当老师。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安稳日子，先是丈夫患癌早逝，后来企业转型效益每况愈下，时常发不出工资。她在湖南举目无亲，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只得带着孩子回到家乡上海。我一边认真倾听，一边打量这位女同志：50开外，花白的头发有些蓬乱，岁月的风霜困苦在她额头刻下三四道深深的褶皱，苍白的脸色，消瘦的脸颊更显憔悴。她滔滔不绝，足足有半小时叙述着孤儿寡母如何命苦、如何受罪。我连忙问她，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解决？此言一出，这位女同志忽然“哇”地一声掩面哭泣，哽咽地告诉我，她已到区里上访多次，想调回上海工作，但一直没得到解决。听完诉说，我对这位上访者的处境十分同情。我告诉她，因为情况比较复杂，容我跟有关方面沟通后尽快答复。

    当时，调沪干部有政策规定和指标限制，且审批权在市人事局。要从外省市调入上海，办成一张上海户口堪比登天之难。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我思虑再三，决定先把情况调查清楚再做处理。我当即跟调配科长说，今晚科里派两位同志到她家去走访一下，了解其家庭情况，尤其是父母情况及困难程度。

    第二天一早，前去调查的同志汇报说，上访者叙述的情况基本属实。她父亲原是上海汽轮厂职工，现已退休；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正式工作。她带着二子一女和父母一共6口人挤在汽轮新村的一间十多平方的老式公房里，晚上睡觉都要打地铺。卫生间是合用的，做饭在走廊里。家里一贫如洗，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两张大床，连一般上海家庭都有的大橱也没有。

    明明困难属实，为什么长达半年多时间都没得到解决？我自忖着，事情肯定不这么简单。随即向以前接待过她上访的同志了解情况。不出所料，大家告诉我，这名女同志胡搅蛮缠，来过多次，每次都像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没完没了叨叨命苦，千篇一律地复述她那些倒霉往事，完全不听接待同志政策解释。问题是：她既不是专业技术人才，不属于人才引进范围；又不是夫妻两地分居，不属于照顾对象；也不是老人身边无子女需要照顾的特困家庭。条条框框罗列出来，她不符合任何一条现行干部调动政策，所以一直没法解决。

    综合上述情况，我觉得问题很棘手，但更同情这一家人的难处。我想，当年这位女同志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千里之外的新疆支援边疆建设，现在家庭突遭变故，在外地无依无靠，单位发不出工资完全无法养家糊口。如能调回上海工作，一来可以照顾年迈的父母，二来也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还事关她子女今后的前途。想着想着，我决定亲自去市局反映她的情况，争取市局的支持。

    翌日，我来到市局调配处，直接找分管干部调动的一位副处长反映这位女同志的情况，请示能否帮忙调回上海。这位副处长回绝得很果断：“这事你们局里已经反映过几回了，但政策上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解决。”我听后如同一盆冷水浇在头上，凉了半截。没有政策依据，确实让人一筹莫展，但又有点不甘心，眼前浮现起那位女同志红肿的泪眼，想到这户人家的糟糕处境，我无法做到就此放弃，不管不顾。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联系这位女同志。那时只有传呼电话，等了半天，才通上话，我让她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好在她家住得不远，步行15分钟即到。来了之后，我请她先坐下，然后告诉她：“你的情况已详细向市局反映了，但因为不符合目前的有关政策，调动一时还无法解决……”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哇”的一声哭坐到地上，开始絮叨自己活在世上是遭罪，还撒泼说问题不解决就在我办公室不走了等等。如此情形，我啼笑皆非，只能深呼吸后好言相劝：“我也是一名下乡知青，知道你的困难，也很同情你的处境。目前确实办不了，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共同努力吧！”苦口婆心半天，总算把她哄回了家。我全身无力脑壳疼，靠在办公椅上，一边用手按着太阳穴一边思想犹豫，这事还要不要管？一个声音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已经尽力了，不能办不是你的责任；另一个声音说，这家人够困难的，或许再仔细研究下办法、再跑跑腿就能帮助解决难题，这可关乎一家人的命运啊！最后，我下决心再到市局去努力一下。

    过了几天，我再次到市局找那位副处长。他见面就笃定地说：“你还是为那件事来的！”我答：“是的。”他有点开玩笑地问：“你这么起劲，是不是你的亲戚啊？”“不是的，但我确实比较同情她。现在她一家人回到上海，湖南那边没有亲人可依，没有工资可领，根本回不去了，去了也没有工作岗位。一个女同志带3个孩子，叫人家怎么生活？”我郑重地回答并请求，“看看有没有其他政策能让她办回上海？”副处长若有所思，沉吟半天后说：“她这种情况属于可办可不办。”“这话怎么讲？”我赶紧请教。“不办的依据相当充分，她不在政策范围之内。可办的理由则比较勉强，综合各方面情况，也有可办的因素。”他停了一下，又说，“当然，政策也不是死的，需要如何去理解？调动总要有理由，要有事实依据。你回去把材料好好整理一下，看看能不能按其他政策，比如家庭有特殊困难，老人需要照顾等来处理。”我一听有门，连声说“好！好！”，点头致谢并告辞回去准备材料。

    回到局里，我取出她的全部材料反复翻阅，认真思考。我想，人事调动最忌讳别人攀比，要调动成功，必须是她的情况特殊到别人无法攀比。综合考虑后，我整理了3条调动理由：一是她本人是从上海去新疆的支边青年，上海是她的家乡；二是她丈夫是转业军人，曾长期在边疆服役，为国防事业作出过贡献，现英年早逝；三是她现在的工作关系在湖南，企业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在当地又无亲无故，一人带3个孩子生活确实困难。综合上述情况，可以按“原是支边青年，现在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在外地生活困难，家中父母年迈需要照顾”为由办理调动手续。

两天后，我一大早拿着反复斟酌认真准备的材料第3次来到市局，还是找那位副处长。正巧他在开会，我便在他办公室外的走廊里耐心等待。直到临近中午，他才开完会回来。我马上迎上去，递上材料：“您看看这材料怎么样？”他接过去仔细审阅，一边看一边说：“理由还算充分，材料先放这儿，待处务会议讨论决定。你回去等消息吧。”这位副处长主管干部调配工作，他的意见很重要，他说提交处务会讨论，已有60%的把握。这时，尽管已过了饭点，肚子正在唱“空城计”，但我依然高兴，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一个多星期后，我接到副处长的电话，说调动已经获批，让找个时间去拿批件。我开心极了，我终于为群众办成了一件好事，解决了一家人的难题，甚至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尽管我与这位女同志非亲非故，但能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比解决自己的问题还让我有获得感。我马上安排调配科的同志去市局取批件，并第一时间电话告诉那位女同志，她的工作调动已被批准了。电话那头半天没了动静，突然话筒里传来熟悉的“哇”的一声哭。但这次我内心喜悦，我了解，这是激动的哭、高兴的哭、幸福的哭……

    27年过去了，但这件事尤其是这位上访群众“哇”的那声哭，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始终深信，我们能坐在“官”的位置上，是组织培养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的信任。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人离开组织都将一事无成。为“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为“官”的责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出一份力，添一块砖！才无愧于国家公务员的光荣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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