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农民把下地做生活（耕作），称为“上工”，没有人称“上班”，认为“工”是干农活的代称。上班才是城市工人的叫法。如果有人故意把下地说成“上班，宅上的人就要笑话他，说他：“想学城里样，土不土，洋不洋，学死学熬学不像”。

    农民耕作，不像上班的工人那样，没有固定的劳动岗位（基本专做一样生活），全生产队的地盘、所有的作物都要去照顾到，今朝做喋样，明天做依样。因此，当天所做的工作，都得由生产小组长根据队长分派的工作，再安排给每个社员，不能挑三捡四，拈轻怕重。过去生产队长私心极少，一心为队里考虑，很有威信，话说了算数，社员很听话，认认真真劳动，互相监督，按时上工、下工，迟到早退由队记分员扣脱工分，毫不客气，不讲情面。

   上工与下工，生产队是由规定时间的，这就是农村集体组织的特征之一。正常情况下，每天工作八小时，即做满工。农忙或有临时任务，上下工时间会适当提前或推迟，所得工分也相应增加。为了不耽误上工，不扣工分，男劳力家务事少，一般不会迟到。家里人手少女社员，家事多，烧饭、洗衣、带孩子，统统包下来，一时忙不过来，会有人迟到，有婴幼儿的妇女，为了赶时间，还会把正在喂奶的奶头孩子嘴里拔出来不再喂奶，使吃得半饱的孩子哇哇直哭，母亲就忍心把孩子送到队里托管，急着上工了。

听声响上下工是社员养成的习惯，这里所讲的声响，并非现在所说的音响，而是生产队告知社员上下工的敲、奏（吹军号）声。记得早在互助上下工时，宅基上并没啥声响用具提示，全凭互相口头通知、转告，上下工可早可晚，没有统一规定。但合作化起，至1959年4月农村通交流电前，生产队就强调统一听敲、奏（号声）声上下工了。队里指定专人（通常家务负担少的或队里的饲养员）负责，有的吹教鞭（哨子），有的用铁錘敲击悬挂村头的铁（钢）钣，社员听到响彻全村叮叮噹噹的响声，就得倾朝出动上工了。那声音，清脆、短促、响亮，以催促大家抓紧时间准时上工。

       农民上工的情景            农民田间劳动的情景         

   1958年4月沪南供电所对农村通电，1959年4月公社广播通到各家各户，野外还安装上了高音啦叭，上下工的召唤声随即发生了变化，社员们主要在家里根据节目播放的特定时间（记得当年上工以“阿火根谈生产节目“为准），再加上队里的敲铁声，安排处理好家务，一到上工时间，，社员们很准时上工了。下工则听高音啦叭的广播节目和敲击铁板发出的响声。

                高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广播啦叭                   

    此外，还有看日头（太阳）的位置目测时间，日头的运转时间相对固定，这是确定社员上下工时间的参照物，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这种用途。旧社会个体劳动干农活，没有统一作息时间，只能看日头。合作化以后，农民中有句老话：上工脚上拖块石头，做生活撑仔铁鎝看日头，下工脚底搨油就遛”就是讽刺少数劳动态度不积极，出工不出力，专门磨洋工的人。

看火车经过的动向是又一种确上工和下工的方法。我的家乡离沪杭铁路不远，听得到火车的轰鸣声，看得到火车冒出的黑烟，辨得清火车的种类。铁路实行半军事化，始发、途经时间固定，非常准时。记得当年临近上下工，开过那趟火车，是货车还是客车，社员记得牢牢的，特别是在田里劳动，接近下工，看到有一辆货车轰隆隆开过，即使没听到队里敲击的铁板声，也就下工了，从来不会早退。

听军号声（当时社员不认得军号，称它弯脚啦叭），这个唯一在军营里发号施令才用的办法，竟然亦也由伲生产队用来“指挥”社员上下工。记得“文革”时间，号召农村向解放军学习，公社一声令下，下发军号（可能临时仿制的），各生产队一律用吹军号替代传统的敲击铁板声。我们生产队无人胜任此项工作，只有一个单身独居壮年赵*余，他没有家庭连累，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当起了施号员。吹军号谈何容易，部队的专职司号员，整个服役期都在练号、吹号,苦透了一张嘴，才能拔（专业称拔）出1、2、3、5、6、7七个音符，吹奏出指挥部队行动的各种号谱。赵某吹号对他来说是白纸一张，更是难上加难。但他反正有的是时间，把啦叭当作自己独有的宝贝，凭着他执着的精神，天天练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开头吹出“嗤—嗤—嗤“”波—波—波“的放屁声，到后来能够吹出短长的“达—达—达的军号声，也就可以了，因为，社员上下工，只需要听到这种号声，花样多了没用。赵某吹号的好景并不长，听号制度实行约半年时间，上级就叫停了，可能是反对教条学习解放军的缘故。

    晨练中的农民司号员        农民称“弯脚啦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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