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张友琴后代和上海中医文献馆归来，我欲撰写张友琴，几次握笔又放下，总觉得缺少些什么。于是萌发了拜访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念头。

       十一月七日早晨，我走到该校大门外，前面有两个同路人，一大一小。我疾步上前询问：“中医药大学校史馆在哪里？”大人回答：“没有听说过校史馆。”“那么，上海中医药博物馆就在校园内，博物馆里有没有校史资料？”“没有。博物馆不是学校办的，是上海办的。”看她谈吐风度，仿佛是一位教授。她热情地说：“我带你去行政楼，你问问看。”她拉着孩子，迅跑着进入行政楼大厅，到了服务台，对服务员说了几句，回头对我嫣然一笑，就牵手孩子急匆匆地赶路了。

       我走向服务台。服务员是一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我向他出示了证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他大概是新上任，竟然一问三不知。我说：“让我进去找校长办公室，他们应该知道的。”他和蔼地说：“要电话预约，才能进去。”他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我心中一愣：今天要吃闭门羹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刻，一位中年男同志走过服务台，听了服务员讲述，就亳不迟疑地拿出自己的手机，拨打电话，说：“有一位老先生，要查资料，你在办公室吗？”挂了机，他对我说：“乘电梯上四楼，出电梯右转弯，到403室。”我连声道谢。

       我信步抵达403。只见门旁一块牌子，写着“党史校史办公室”。我入内，一位美丽的女同志，笑脸相迎。我递给她张友琴手书自传，说：“张友琴生前在中国医学院执教十几年。中国医学院是不是贵校的前身？”她驾轻就熟地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医学院等三校，1948年停办。之后到1956年前，没有学校(指中医学校)。我校创办于1956年，三校有些教师来我校。我这里，有三校校史。”她打开电脑搜索，没有搜到。就起来在琳琅满目的书橱里找，找不着。说：“我放在家里了。我从家里拿来办公室，你再来吧。你家在哪里？远不远？”“我家在合庆，乘公交车地铁，路上一个多小时。”“地铁站到这里走不少路，你这么大年纪，还有挖掘和研究史料的劲头，真是不容易！”她同我建立了微信联系，以便改日资料找到后发给我，免得我风尘仆仆。在我的手机上，她不用微信昵称，而改用真姓实名：刘红菊。两人还互相告知手机号。这样，照理她可以忙别的了。可是她返身坐在电脑前，继续搜索。她纤细的手指，弹钢琴似地扣击着键盘，发出悦耳的响声。目不转晴地全神贯注地盯着荧屏。时针转着圈子，她的眼眸干涩疲惫了，她忍着。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欣喜地说找到啦！拿我的手机拍了十几张照片。拍完了，她凑近我逐张放大照片边看边讲解：“这是张友琴在中国医学院任教务主任、事务主任，在日本入侵时发起护校活动。这是张友琴被上海科技出版社的书称为海上名医，发表了他的医案和论文，喉科、皮肤科，看来他是杂家。这是他任普陀区政协副秘书长……”这些史料，大都是我未掌握的，而且是绝版，弥足珍贵。这样，我已经十分满意了。可是，刘老师并不就此止步。她说：”我把张友琴自传复印一份留着，以后仔细看看，顺藤摸瓜，发现新的史料，再同你联系。”我点头称是。当时杨老师坐在我们对面。我说能不能请杨老师为我们拍张照，说明我来采访过？他们欣然应允。刘老师落落大方地站在我一起，我说你坐着拍，她坚持站着。摄影毕，刘老师说：“我现在要去开会，你休息一会儿，散会后我领你去食堂吃饭。”我婉言谢绝，说要去参观博物馆。

       走出行政楼，我遵循校内同志的指引，很快走到了上海中医学博物馆。气势恢宏的展厅，三个层面，包括原始医疗活动等八个专题，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华医学发展史。展品丰富，浩如繁星，令人美不胜收。我只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最吸引我眼球的笫四专题”近代海上中医”。我在民国时期的教育机构栏目前驻足良久，有些史料，真想拿出来翻开看看，但隔着玻璃橱窗，不能随心所欲。我取出手机拍下了中国医学院的部分展品。

       我发现民国时期的中医学校校名不止三个，一头雾水，不解其意。

       为此，我发短信向刘老师请教。她在百忙之中立马赐教：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有多所，都是私立，规模大小不一，较大的是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三所，我们现在称为”老三校”。使我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

       上海中医药大学之行，我满载而归。在访问大学期间，热心人一个接一个，虽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竭力相助。是尊重老人，更是尊重历史。校风多好啊！陌生与善意温暖相遇，使我深受鼓舞，鞭策我在有生之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文史研究奉献绵薄之力。

作者简介

薛敬东，又名薛敬良，上海浦东合庆镇永红村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教师、上海市语教研究会会员、上海市新研会会员。撰写作品约40万字，获上海市民俗文化节征文二等奖等奖励数十项。业绩录入人民日报出版社的《中华名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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