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忆青工政治轮训那些事儿（五）

2018年1月下旬的某一天上午，当年的上海家具厂职工政治学校四位老同事相聚在虹口瑞虹天地月亮湾的一家餐馆。来的是哪四位呢：政校老领导倪桂香、资深政治教师黄俊、当年政校的教务管理董莉亚，还有一个就是本人。

这次聚会是由老领导发起的，也真的不太容易。要知道，我阔别上家厂已经31年了，董莉亚是我技校同桌郑海生的老爱人、技校首届毕业生、当年厂里仅有的3个女电工之一，她和倪桂香以及我都入了“上家群”，但不太“冒泡”。黄俊呢，早已调往市北高级职业中学继续其政治教师的老本行。虽说仅仅4个人，要都找到和凑齐在一块，也颇不容易。望着我秃瓢一般的脑袋，四人中唯一的尚在岗在编、继续在教书育人的黄俊手抚自己也已谢顶的前额，连连感叹道：唉，大家都老了！

其实，上家厂也早就和很多国企一样，经过改制、合资和职工分流等等程序性改革，已不复存在，昔日的厂区已经被开发成若干个有点规模的商品房小区。我们四人一边涮着火锅，一边百感交集地叙叙旧，在你几言我几句的絮叨中，30多年前的政校办学往事渐渐浮出水面，渐渐清晰起来------

               一

1984年春季开始的上家厂青工政治轮训，大约进行了一年半不到的时间就告一段落了。之后，我还是在厂教育科，比较轻松，承担的工作不外是职工文化补习那些事儿，也就是上语文课；还被厂工会“抓”去参加读书活动，写写演讲稿、报道还有职工文体活动、读书活动总结等等。自己也终于直接上台演讲、演讲了，演讲稿当然是自己写的咯。

记得有一次，厂工会的沈主席要我帮他们写一个开展职工文体活动的总结报告，他也就找了几个人开了个座谈会，然后就让我写这个报告了。那时候我的状态还不错，把自己“关”在自己一人独居的9平米晒台房子里，大半天时间吧，一股劲儿不停地写，打了一个冲锋，写出了这个八千字左右的总结。第二天一早，送到厂工会，沈主席看也不看就吩咐拿去打印，后来厂工会因开展职工文体活动有特色有成绩而获得400元奖励，厂工会再加点钱，增加了一套当时很有用处的组合音响。我也算是给厂里做了点小贡献了。至于读书活动方面，那我干的活就更多了。如今记忆依然很清晰的是，为了写出上家厂1984年度的读书活动总结，我当时躲进小屋，拼了一天，终于把这篇颇有点分量的总结给整出来了。听教育科同事说，因为交总结的截至日将近，厂工会的王老师很是捉急，那天来了教育科找了我几次。后来，我起草的这篇总结得到公司工会负责人老俞的好评。上家厂那年被评为全市职工读书活动先进集体，我本人呢，也获得了一个上海市职工读书活动积极分子的称号。要知道，这可是我至今以来唯一的一个市级表彰呵。上家厂的职工读书活动获得市、局、公司等表彰，当然这首先归功于厂工会的组织得力、领导有方，全厂职工读书热情高涨，活动搞得很有起色，也涌现出一批称得上人才的好苗子（后来的几十年里，听说这些人都发展得不错）。不过，总结写得怎么样，也是大有关系的。不是有“三分做，七分讲”这句话吗？

1985年6月，厂里的青工政治轮训结束，厂教育科和厂技校合并，在一起办公了。我继续给厂里参加文化补习的青工上初、高中语文课。，到了7月，经过五年苦读，我终于拿到了华东师大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随即厂里“落实政策”，我的月工资从41元调整到58元，这可是本科毕业生的工资呵，之后两年又先后调整到68元、73元；那时大专毕业生月工资是53元，也高出大多数青工的月工资十几元了。

之前，尚未结束华师大本科学业的我，抱着试一试、玩玩票的想法，还去考了个上海职工高中文凭，考场设在西藏南路、淮海路口上的光明中学。当时是分文理科的，我考了文科四门：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四门课分数都不高，但都过了及格线，于是就顺顺当当地拿了个职工高中文凭。别看这只是个高中文凭，当时通过率可是很低的。我一位中学低我一届的老朋友，尽管底子还不错，且用足力道，还是没有考出来。

当时在技校担任语文课教学的吴越老师休产假，我代了她的课，给技校一年级学生上语文课。当年9月，正逢第一个教师节，我和技校全体教师一起参加了教师节庆祝会，还拿到一个绿色记者包，算是教师节礼物吧。不久还发给我一个教师证，和工作证一样大小，上面贴有我的一寸照，还注明是“职工教育”这个系列。那些年的教师节，商家总喜欢搞点“教师节优惠活动”，把那些滞销的东西打个七折八折的。

当时局里五六所技校、职校的语文教师组成了一个集体备课组，每月一次在上海牙膏厂技校聚一次讨论讨论教学，还安排到位于共青苗圃（如今的共青森林公园）里的上海园林技校听了一次语文公开课。那位从安师大调回不久的女教师披着一条大红色的围巾，教态很不错，课上得更是精彩，看得出是很用力的，好像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课后，几位老师议论说，她这么有水平，又还年轻，园林技校这座庙太小了，大概是留不住她的。不过，那个费了不少功夫把她调回上海的技校书记，估计是不会轻易放她走的吧。

局里几位语文教师轮流听课，终于有一天轮到了听我的课，这天来了六位来听我的课，课上，班上几位平时有点调皮的同学倒很懂事、蛮配合我的。课后还座谈评课。中午，技校的范书记和负责教学的朱老师陪着这几位在厂食堂用餐，每人享有一条油煎河鲫鱼、一块炸猪排等等，招待得还是可以的。

                   二

“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干了两年左右的政治轮训教师和技校教师，我渐渐地感到不能老是这样下去，该动一动了，于是动起了调动工作的念头。那时，外部条件基本具备，上海外国语学院对外汉语系已同意我到系里工作，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因我自己对调动工作的难度、复杂性等诸多不利因素考虑甚少，且一开始启动“调动工程”就在路径、策略、方法上犯了相当低级、相当可笑、相当愚蠢的错误，直接去找了厂书记，那时这位老王书记正筹划兴办职工政治学校，在找老师呢，我这个曾经上过青工政治轮训课的去找他，等于是送货上门，变相的“毛遂自荐”。他当然一口回绝并要我做好去政校任教的思想准备。这一来，谁也帮不上我的忙了。就像厂里主管财务的傅副厂长说的那样：侬一开始就把事情弄僵脱了。出师不利，非但调动告吹，还被不情不愿地调到刚刚组建的厂职工政治学校，重新开始我的“老本行”：上政治课。

和两年前搞青工政治轮训有所不同的是，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的职工政治学校（简称政校），虽然也是职工脱产两个星期轮训，但办学的要求、规模应该说要讲究多了、规范多了，不再是办个班而已，办学校了嘛。厂书记老王还很重视，亲自抓这件事、亲自上课。

因为到政校上课实在是有点被逼无奈，我的“敬业精神”是比不了之前了。当然，工作量还是要完成的，上课时间一到，也得立马赶到依然在厂宿舍区的教室给学员们上课。讲着讲着，一不小心，会有点不管不顾地带上点自己的情绪。如今回过头来想一想，真是很不应该，是不成熟、不明智的表现。

在政校上课时，也出去接受了几次培训，听了几次讲座。据黄俊回忆，有一次听讲座是在大世界(当时改名叫青年宫)里，午饭吃了排骨菜饭，也就花了2、3毛钱。当时的物价还是不高呵。

在政校的那段时间里，我一边上课，一边忙着调动的事儿。明知难度颇大，也要再努力努力。书记老王看我实在是无心于政校教学，也明白留得住我的人，也留不住我的心；再说，其实，压根也没把我真当成是啥人才，所以在学期即将结束时向我口头表示，不再过问我的调动，让我自己去和厂人事科去交涉。其实，事情真没那么简单和痛快，我很快就尝到了苦果，安排到车间干活去了。

这一下，我多少算是明白过来了：对领导那是不能倔头倔脑地对着干的，更何况当时想调动工作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没过几天，我就去书记老王那里，不无真诚地认了错，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正确对待工作，正确对待自己。老王这才算是真的松了口。之后我再重新启动“调动工程”,专找柴厂长，他比较好说话，也看我实在有点“作孽”，几个来回，就同意我调动工作并同意我把73元的月工资定额带到新单位。

1987年9月20日上午，我在厂人事科办妥了调离手续，厂工会的田阿姨笑着对我说：缪迅，侬终于胜利了！这时，我看到书记老王就坐在隔壁一间办公室里，于是立即走进去，麻利地递上一支大中华给他点上，连连说：谢谢王书记！并表示不管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我是一个上家人。呵呵。老王略有些尴尬地笑了一笑说：你还年轻，到了新单位好好干，会有很不错的前途。

正当我打算离开人事科时，说时迟那时快，厂教育科赵科长及时“杀到”，堵着门说：缪迅，你要把教师证上交。我正巧还带着那张教师证，好吧，交就交吧。其实我留着这张教师证也没别的用处，仅仅是留个纪念吧。也不知道赵科长是怎么想的，莫非是怕我以后拿着这张教师证出去招摇撞骗吗？算了，不去多想了。就这样，我匆匆告别呆了14年（从17岁进技校到31岁离厂）的上家厂，真是“不带走一片云彩”呵。

如今的小青年换个工作根本不算回事儿，即使是单位里不舍得放的人才，你硬要走，也不会拦着你，强扭的瓜不甜嘛。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会儿，调动个工作，尤其是从原先不太如意的行当调到比较理想、比较有奔头的行当，实在是太难了。我有好几位大学同学调动工作都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说出来真是一把泪。当时好像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中小学教师和环卫系统职工不能调动工作，据说是为了稳定这两支队伍。如今的中小学教师可是很吃香的呐，可那年头，想当教师的还真不多，如果是个男的当小学教师，大概讨老婆也是有点困难的。

扯远了，还是回到办政校这个“主题”上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上家厂以及二轻局的很多企业，为确保职工文化补习工作和政校的办学，特地支出一笔教育经费，保证了职工文化、技术补课，青工政治轮训，干部专业培训等开展。属于文化补课、政治轮训范围的青工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文化补习、政治轮训和技术培训，大多数人取得了结业或初高中毕业证书。厂里的干部读大专班也有好几位。 

经过系统的授课，不少青工的政治素质都有提高；尤其是当时我所在的厂还是鼓励青工加强高中文化知识和技术业务的学习的，几年下来，单位职工整体文化素质、技术素质都有所提高。

当然,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青工政治轮训和之后的兴办政校，也不是一直都得到厂里基层干部的重视。原因不一，比如生产任务重，认为学习理论有点做虚功，不实惠，还是多发点奖金刺激一下，把生产指标提上去更来得实在。

  现在，回头来看看：30多年前的青工政治轮训和职工政校，成绩还是主要的，工人脱产参加半个月左右的政治学习，也没有给生产任务的完成带来多少困难。尤其是组织青工学习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等，对提高青工的思想觉悟和普及政治常识、历史知识等还是有明显作用的。通过青工政治轮训、政校学习和职工读书活动等，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在之后工厂改制、人员分流等接踵而来的改革“阵痛”中，这些人都没有失落或被淘汰，而是大浪淘沙中得以淬炼重生，在新的岗位上，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空间得到了拓展和提升，其中有的人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比如当年的政校老领导倪桂香，后来曾到系统内一家厂里当过书记；再后来，敢于下海闯荡，如今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的美好生活，都让我们这些当年的老同事生出“羡慕嫉妒恨”呢。

再来说说我自己，之所以比较快地能胜任起政治轮训课的教学，除了自己正在读的华师大中文本科外，自己从中学时就读过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给我的潜移默化，也是起了不小作用的。中学时，我先后读了几十部马恩列斯经典和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同时还看过不少各类政治、历史类著作，当时读得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但还是比较认真地作了几本笔记。这大概也算是有了一点政治素养的“童子功”吧。平时看问题、写东西不是那么偏颇，不至于稀里糊涂不明就里，应该和早年的经典阅读不无关系吧。

所以，我大概可以不太谦虚地称自己曾经是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吧。如今的很多大学，可都是有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项目即“青马工程”的。而我呢，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无须他人动员，自觉、勤奋而又半懂不懂地开始读马列了。青少年时代的读马列，倒是让我受益终生。

(注：您的设备不支持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