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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新四军在浦东发展的不利因素与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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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年09月13号 07点 阅读 12263 评论3 点赞17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新四军在浦东发展的不利因素与有利条件

 

唐国良

 

淞沪会战后的上海郊区浦东,活跃着一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在战斗中发展成一支正规的新四军部队——新四军淞沪支队,其光荣史迹载入党史军史。大城市上海的郊区有新四军部队,这在中国抗战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奇迹、难以想象的史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浦东来说,新四军淞沪支队的成长发展史,是浦东红色记忆中的一大亮点,值得珍惜。记录淞沪支队发展中那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尤其是对发展中不利因素与有利条件的分析,可增强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

 

2017年编辑出版的《淞沪支队战旗飘》一书

 

新四军淞沪支队番号的来历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上海沦陷。不愿当亡国奴的浦东人民坚持抗战,救亡中出现了党领导的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简称“保卫二中”)、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川沙地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大队(简称“边抗四大”)等多支抗日武装。

1939年6月,浦委将“保卫四中”番号改为抗日自卫总队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大队长为南汇祝桥人连柏生。

 

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

 

淞沪会战之前,连柏生在洋泾中学任教。因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被南汇地方各界人士推荐出任南汇县第二区区长。“保卫四中”改为“抗卫二大”后不久,面临日军一次次大“扫荡”的严峻形势。1940年2月,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组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简称“江抗”),江苏省委决定将抗卫二大和中共浦东工委划归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领导。抗卫二大大队长连柏生等分批到江抗学习。学习期间,谭震林多次接见了连柏生,指出:这个部队之所以能在浦东生存发展,除党的领导外,本地干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指示: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浦东部队今后仍要贯彻“灰色隐蔽”方针。学习结束回浦东后,连柏生向浦东工委传达了谭震林有关“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

 

1940年4月初,中共浦东工委领导传达了省委指示:“江苏省委的方针是要在浦东长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这对上海人民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指出,要坚持“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原则,一定要大力发展统一战线,善于搞好伪军的策反等工作。

 

1940年5月,连柏生得知顾祝同的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被日伪“扫荡”时消灭,就去找国民政府川沙县长唐有余,其兄唐有嘉是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参议。连柏生以同乡之谊登门拜访住在上海租界的唐有余,向他介绍了抗卫二大的发展情况,要求扩编为支队,请他哥哥帮忙在顾祝同处递话。唐自己手下没有部队,也想乘机拉拢连柏生部,好向上邀功,马上写了介绍信。连柏生派张晓初以副官名义到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部找唐有嘉。果真,张晓初的一次远行就拿到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关防,自此,我党领导的浦东游击队便沿用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原抗卫二大编为五支队第一大队,连柏生为五支队的支队长,王才林为副支队长,朱亚民为指导员,张席珍为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1940年10月淞沪游击第五支队战斗序列

 

有了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淞沪五支队”)的公开合法番号,党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按照“灰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不断发展壮大。

 

1941年,淞沪五支队支队长连柏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部队的指挥员。

 

1941年5月,党中央关于开辟沪杭甬三角地带战略基地作出了战略部署,淞沪五支队长期积蓄的这支力量被委以重任,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浦东900多将士南渡浙东,走上了新的抗日战场。

 

党中央关于开辟沪杭甬三角地带战略基地的电报

 

新四军在浦东的四个不利因素

 

1941年5月至9月,以淞沪五支队为主的浦东900多抗日将士,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南渡浙东,参与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

 

南渡浙东, 杭州湾红色通道示意图

 

浙东抗日根据地包括四明、会稽、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北部)、浦东四个地区,地处沪、杭、甬三角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2年7月28日,中共华中局正式批准浙东区党委成立(谭启龙为书记,何克希、张文碧为委员)。浙东区党委组建后,地方党的组织机构也作了调整,在中共浙东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四个地委,即:三北地委、四明地委、会稽地委、浦东地委。与此同时,成立了“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游击司令部司令员何克希,副司令员连柏生,司令部辖三个主力支队。

 

淞沪五支队南渡浙东,参与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后,浦东地区的日伪势力更加猖狂,“清乡”中烧杀抢掠,迫害抗日群众,浦东的抗日形势陷入低潮。为了打破日伪的清乡计划,1942年9月,浙东区党委派朱亚民率12人的短枪队,重返浦东,在浦东重新启用淞沪支队的番号,开展游击战争。要在大城市郊区开展游击战,斗争十分艰难,也十分残酷。其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远离浙东区委领导,无法及时获得领导指示

朱亚民率领12人的短枪队,渡过杭洲湾,重返浦东,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开展反“清乡”斗争。

 

浦东第一期“清乡”地区略图

 

在浦东这一块敌人重兵把守的地区开展斗争,远离浙东区委领导,加上没有电台等先进的通讯手段,重要的情况无法及时向上级汇报,也无法及时获得领导的指示,面对的各种情况,都需要指挥员独立思考,果断处理,稍有失误,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二、远离浙东抗日根据地,无法得到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

1942年7月在浙东创建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下辖的三个主力支队,全部在浙东地区活动。

 

三北游击司令部战斗序列(1942年8月)

 

朱亚民率领的短枪队,人员少,又缺少重武器,遇到占有优势的日伪军,无法应战,也无法得到主力部队的支援配合,完全处在独立作战的不利局面。

 

三、浦东地形,不利于开展游击战

浦东,通江达海,有着独特的地理优势,也有着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早在明代,浦东已是上海县之东的军事要地,是抗击倭寇的重要战场。至今浦东地区得到保护的三座明代抗倭古城遗址中,有上海地区保护最好的川沙古城。

 

上海地区保存最好的抗倭古城——川沙古城

 

但浦东是江南平原地带,没有山丘、森林,面积又不大,约1000平方公里,部队难以迂回,由于地下水位高,也无法挖地道,这对游击战来说,是不利的因素。

 

四、日伪军重兵把守,碉堡林立,特务横行

1937年上海沦陷后,一江之隔的浦东成为日伪政府重兵把守的地区。为了加强统治,日伪政府把浦东地区划分为5个区:浦东北区、浦东南区、川沙区、南汇区、奉贤区。划区的同时,为了实行法西斯控制,在施高塔路25号(今山阴路)建立特务机关,首任机关长为陆军大佐楠木实隆。特务机关不仅有庞大而严密的内设机构,还在各区设有特务班,浦东各区的特务班头目为:

浦东北区 服部一义

浦东南区 药袋正次

川沙区 草野秀吉

南汇区 镰田次郎

奉贤区 芝义勇

*资料摘自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年)八月一日用日文编写的上海《市政概要》。

 

用日文编写的《上海市大道政府》市政概要

 

此外,又在浦东部署了大量的日军宪兵,宪兵机关就设在陆家嘴地区强占的一幢民宅——陈氏(桂春)宅院内。抗战期间,众多抗日志士在宅院内惨遭宪兵酷刑致死。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日伪军的攻击。1944年3月27日傍晚,朱亚民率领的淞沪支队战士转移到奉贤北宋村,结果消息泄露。第二天拂晓,大批日伪军包围了北宋村,激烈的战斗中,尽管毙伤了50多日伪军,突围中我方也牺牲了20多名指战员。建国后,奉贤人民为缅怀烈士,在北宋突围战原址建立了纪念碑。

 

北宋村纪念碑

 

新四军在浦东的有利条件

 

新四军淞沪支队坚持在上海郊区开展抗日游击战,尽管面对诸多不利因素,但也有多个方面的有利条件。其有利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淞沪支队的各级领导都是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的共产党员,而部队指战员大都来自贫苦民众,为了抗击日寇,不当亡国奴,为了给父老乡亲报仇,走到一起来了。部队有较好的素质,又有严明的纪律,早在1939年下半年,就以《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严格训练部队,不侵占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在部队最困难的时候,群众不仅冒着风险,给予物资上的支持,及时提供情报,还把子女送到部队。群众讲“天下哪能找到这么好的部队!”,战士讲“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有了这么好的群众基础,军民一家,部队就有了生存的空间。

 

用《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教育训练部队

 

二、有一位智勇双全的领袖

这位领袖,就是抗日英雄朱亚民,抗战时期,他在浦东用的化名是“诸亚民”。1938年3月,他在香港工人运动中入党,1939年受命率“抗日服务团”返沪,次年赴浦东参与领导抗日武装斗争。斗争中成长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智勇双全的抗日武装领袖。正如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机关报《新浙东报》在《新四军在浦东》一文中所讲的那样:“诸亚民(指朱亚民)已经是一个浦东人民抗日武装的领袖了。谦虚淳朴,以身作则的奋斗精神和坚强的群众观念,使他与他领导下的武装在与敌伪压榨下翻身的浦东人民融成了一片。这就是敌人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始终消灭不了他们的根源。”

 

朱亚民著《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一书

 

朱亚民诞辰百年时出版的纪念邮票

 

三、得益于滨海地区密布的河网

浦东地区进行抗日游击战,没有山丘、森林,也不能运用地道战战术,但淞沪支队的指战员充分利用了滨海地区密布的河网,周旋于日伪碉堡、竹篱之间。凡老一代的浦东人都知道,原川沙、南汇、奉贤地区河道密布,河虽不宽,但很深,掉入河中会淹死人,如没有桥与船,无法过河,不熟悉地形的部队很难运动。尤其是夏秋季节,河边茂密的芦苇,是伏击敌伪的战场。1944年8月21日著名的朱家店伏击战,就是利用了五灶港朱店桥两侧的地形,出其不意地伏击了日军,一举击毙了34个日军,大长了抗日将士的士气。同样,北宋村的突围,也利用了河边小道快速撤退。可见,穿行于河网,是淞沪支队坚持抗战平凡又有效的战术。

 

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

 

当年伏击战的战场五灶港朱店桥

 

四、认真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浦东的一大亮点。新四军在上海郊区的浦东地区能站住脚,能坚持抗日武装斗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真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争取进步力量、地方实力派、帮会人士,以及基层的伪乡保长,广交朋友,开展公开和隐蔽的两条战线斗争,统战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40年5月,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委”)内设立“敌伪工作委员会”,派党员骨干到伪军十三师五十团开展秘密工作,不到一年,在五十团中发展到57名党员,成立了5个党支部。1940年10月,伪十三师六团的营长周振庭,率部400余人起义,加入抗日部队,被编入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周振庭还被任命为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这支部队在1941年南渡浙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申报》对周振庭率部反正的报道

 

此外,浦东地区国民党系统的忠义救国军,经宣传后也能响应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多位忠义救国军要员还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也有利于新四军淞沪支队的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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