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3年03月27号 11点 阅读 10395 评论3 点赞18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作者：邹萱
小学毕业照片上的我，留着两根乌黑的长辫子，这是我曾经拥有长辫子的唯一见证。几十年来，我一直短发，不管是直发，还是烫发，一律短发。
1966年夏天以前，我一直梳着两根辫子。尽管这两根辫子扎得高低不一，梳得毛里毛糙，以致我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在评语上对我的个人卫生提出批评，说我经常头不梳就到校（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几十年来耿耿于怀）；尽管由于遗传、营养等方面的原因，我的辫子里掺有几根白发……但我还是留着两根辫子。直到文革风暴来临，街上的人从剪裤脚管到剪头发，真可谓从头剪到脚。在我们家对面，就有一女人被剪了个阴阳头。我家的南窗正对着她家的北窗，我看到她坐在床上痛哭。
中国人大规模剪发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嘉定人更是记忆犹新。清军入关，嘉定知县还颁布了一道“剃发令”，叫什么“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意思是要留头发就没命，要命就只好剃头发。当时，为了保住城池和头发，嘉定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因而遭到连续三次血腥大屠杀，在历史上就称为“嘉定三屠”。
虽然，没有人勒令或动员我这种小孩子去剪辫子，但我自己为了赶潮流，决心把辫子剪掉。我非常向往成为留齐耳短发，戴军帽，腰束皮带的女红卫兵。因为，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小学毕业考试，还没有进入中学，所以没有加入红卫兵组织的资格，暂时只能创造条件，积极争取。既然，辫子与“封资修”有“暧昧”关系，我就应该跟它一刀两断！
一天，我与邻家女孩相约，一起走进理发店把各自的辫子剪了下来。然后，立马赶到废品收购站，把辫子卖掉。她的辫子粗些、长些、分量重些，得了一元二毛钱。我的细些，分量也轻些，得了一元钱。腰揣“巨款”，我们买了平时吃不到的雪糕，着实奢侈了一回。恐怕这也是剪辫子的动机之一，反正剪掉了辫子的脑袋很轻松，我们的心情也很轻松。
第一次的短发，是童花式的，中间还需扎起一小把。我喜欢把这一把头发扎得高高的，几乎朝天，美其名曰：“活泼”。现在回忆起来，实际就是萝卜和洋葱的造型。年龄稍长，觉得这太幼稚了，就把它梳得贴近头皮一些，显得文静成熟，我的初中毕业照片上就是这模样。后来，又兴“游泳式“，这款式保持了十年，直到又兴烫发。所谓“游泳式”这个发型并不是游泳运动员才剪，也不是剪了才能游泳。主要是剪得比较短，也不用梳理，相当于“短平快”。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因为剪“游泳式”的时间长了，对剪发的窍门也有了一定的研究。如齐耳剪短，到脑后略长，看上去就圆整。唯有削发的技术不过关，但简易的削发器一问世，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下雨天，生产队里开大会。干部在上面讲话，其他人在下面扎鞋底、结绒线、拆纱头等等。只要不出声，小动作随便做。我不会扎鞋底，也不高兴结绒线，就帮女社员们剪头发。因为，社员们只要省钱，对发型也没什么讲究，基本上是我头发的“驳样”。每次会议，可以剪三、四个头。倒也未曾发生过把人家耳朵剪破，或把头发剪得参差不齐的事，不但免费，而且自备工具，服务态度一流。那时，如果有那个理发店招我为徒，我肯定屁颠屁颠地去了，那可是“农转非”的好机会啊！
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了，但烫发这项业务，一般理发店还未开始经营。我第一次烫发是到居民家里，由一个“编外”理发师给烫的。这位女士学徒刚满师，就遇上文革，烫发的手艺就闲置了。现在，她在家中给人烫发，顾客都是相熟之人。但一传十，十传百，生意好得不得了。节假日连走廊里也站满了人，她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所以，她只负责给人卷头发和吹风的技术活，其他如拆发筒、洗头等零星活，一律由顾客互相帮忙。房间里弥漫着烫发水的味道，总让我想起生产队的化肥——氨水，呛鼻得令人窒息。头发卷好需要加热，戴着橡胶手套，从滚烫的开水里拧出两条毛巾，往头上一裹，外面套上塑料袋。不一会儿，你就觉得似乎有无数蚂蚁在啮咬你的头皮，疼痛难忍。有一句话形容此刻的情景，贴切极了，“瘌痢头上插金花——忍痛要好看”！
那时的女人们，只求把直的头发搞卷了，反正20岁的与50岁的一样，都是半长不短的卷发。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卷的比不卷的好看，有女人味！
我结婚那天的头发，是提前预约的。春节期间，理发师更忙了。我是凌晨5点去她家，师傅睡眼惺忪、蓬头垢面就开始工作。婚礼没有录像，连照片都没拍一张。只是摆了酒席，大家一起吃吃喝喝。记得，有一道菜“松鼠黄鱼”，乡下厨师从没有做过。他只是将番茄沙司抹在煎好的鱼身上，每条黄鱼身上都有这么奇怪的一坨红，但鱼却什么味道也没有。
三十年过去了，各种发型连乡下的理发师都会烫了。烫发水的味道也变了，虽然不是芳香扑鼻，但至少不再呛人。加热也用蒸汽机了，没有疼痛感。烫一次发，就是让你的头发洗一次桑拿。乡下的厨师也会烧“松鼠黄鱼”了，我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了！
（本文刊于由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管的《又一春》杂志2023年第一期）
编发：姚鸣
信纸作者：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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