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怎 么 舍 得 放 开 我 的 手

2019年3月20日下午2；00多,儿子带着我们一家人赶往曙光东院去看望在重症病房抢救的亲人---我的老伴。因为重症病房每天3；00开始探望病人，正在路上儿子接到医院的电话，让我们赶快去医院见病人最后一面。

到了医院我、媳妇、孙子先进了病房，医生在抢救——电击，延续生命。我赶紧走到病床边，拉着老伴的手，那时他还有意识地睁开眼睛看看怎么儿子不在，我知道他的心意，伏在他耳边轻轻地和他说；儿子在停车子。他的鼻子、嘴巴.

.插满了管子，有意识但说不出话，很虚弱地闭上了眼睛，儿

子赶到病房站在爸爸的床前，轻轻地呼唤着爸爸…爸爸，老伴又睁开了无力的双眼看了看儿子和我们，拉着我的手渐渐地凉了、依依不舍地松开了…….

医生还在全力的电击，但已不能起死回生，我谢谢医生尽力挽留老伴的生命，请医生停止为老伴抢救。医生让我们离开重症病房10分钟，为全身插满管子的老伴清理掉，10分钟之后一条龙服务的工人已给老伴穿戴好，我们扶着床架缓缓地把老伴推进医院的太平间。我亦在儿孙的陪伴下昏昏沉沉地回到家，一切似乎都空了…..

美 好 的 回 忆

我和老伴是1964年9月26号同一列火车去新疆的支边青年。记忆犹新去新疆之前，我们黄浦区去新疆一列火车的支青，都集中在黄浦区少年宫学唱革命歌曲。当时我是宣传鼓动员，负责教大家唱歌。《打起背包走天下》、《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新疆好》等，我在少年宫礼堂的舞台上手拿话筒，我唱一句大家在台下学唱一句，有几位男同胞在下面座位上低着头不唱，我即走下台问他们为什么不唱，他们说我教得太快了学不会，（其中就有我的老伴，那时年轻英俊的李国芳），我说；一会多教几遍，你们一起学……他不会唱歌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一、天缘

火车到了大河沿（吐鲁番）我们要换乘大卡车，前往南疆——库尔勒孔雀一场，我们所去的目的地学生一队。因为一路上便于我领大家唱歌，送我们去新疆的上海团市委、劳动局的领导，新疆农二师库尔勒接我们的领导，他们让我坐在驾驶室，我刚踏上驾驶室的台阶，里面已坐着一位似曾相识的男青年，他不就是哪位不会唱歌的吗？

按理，我是宣传鼓动员，组织队伍唱歌、和沿路的老乡（新疆少数民族）搞个小联欢，坐在靠门外面的位子上上下下比较方便，他却很腼腆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晕车，时不时会呕吐，坐在靠窗吐起来比较方便（那时没有塑料袋可以放赃物）……没有说几句话脸就红到耳根。和这样一位害羞的大男孩要坐10个小时，会多别扭啊。幸好一列火车的支青，大都数认识我，特别是我带的零食多，想吃的同学、在火车上几天已熟悉的支青，车子一停会拍着驾驶室的门问我讨东西吃，我自然也不亏待坐在旁边晕车的可怜大男孩。让他嘴里含点酸酸甜甜的山楂会好受些，他害羞地接了零食并含在嘴里。这样一来二往地熟悉了，不时也会说说活，后来知道他叫“李国芳”……

1964年10月2号我们来到了美丽的孔雀一场，我们的编制是学生一队，200多位支青其中有100多位支青去了塔里木，我们一排分为4个班，1班、2班为男生班，3班、4班为女生班，（我们学生一队中有比我们早2个月来的南市区的支青，合在一起分三个排）。我被安排在一排3班，但第二天团宣教科许科长就找我谈话，让我马上成立一支20人左右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任队长。我们这支宣传队基本上脱离了学生队，在团部编排节目。

逢年过节、团里有什么政治活动，我们都要下连队巡回演出，每到学生队演出总会看到那位不会唱歌的李国芳坐在或者站在前面，聚精会神地看我们演出。时而看到他了我们会交流个眼神，会意地笑笑…….

我们进疆的第二年，在连队里抽几名表现好的支青回上海宣传并动员上海的青年人支援边疆建设，当时我们孔雀一场已有二个学生队了，400多名支青其中有十名支青的先进事迹汇编成宣传资料《前进中的上海支青》，我和李国芳的优秀事迹都汇编在宣传册内。李国芳和3名支青，团首长安排他们回上海宣传，（起先也有我，但由于宣传队的工作离不开，换了另一名优秀支青）在新疆我连年是五好战士，回上海工作组的支青把五好喜报送回家，喜报免不了有李国芳和我市六女中的同学他们一起送到我家，妈妈看到他们百感交集，托他们回新疆时带些食品给我，这样自然又多了一次交往的机会。

1965年李国芳调到学校工作，1966年2月我因身体原因团首长把我的工作做了调整，调我到团子女学校工作。回想起来总有一种天意把我们牵在一起。

二、牵手

我们1964年9月进疆，对我们支青有一条规定，三年之内不能谈恋爱、结婚。1966年、67年我们团场分来了几批部队的退伍专业军人，他们年龄大些比较成熟，到了团场他们是党员、贫下中农，政治条件过得硬（称有三块钢板）有一部分充实了团部各科室任科长、科员的）他们很快就瞄准我们女支青，我们三年供给制一满就张罗着把看中的女支青娶为己有。可以算是年轻貌美的我也不凡有不少追求者，我身体不好但我不喜欢这些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人，我喜欢淳朴实在的人，李国芳是我拒绝了多少追求者而默默看中的。他老实、能干，在十位优秀支青的宣传材料里，写他的事迹是《妙手回春》，刚进疆开荒时，他编起箩筐又快又好，箩筐坏了都让李国芳修，一会就修好了，又可以去开荒挑土了。机泵打不出水了，马上叫李国芳，他一到机泵就运转……他就是那样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一起的同学、以前在宣传队的队员、学校工作的支青老师都先后有对象了、结婚了。直到1968年的早春，我要好的支青老师问我；你怎么还不找对象，我直率地和她说；我身体不好，1966年2月因为宣传队工作繁忙，扁桃腺发炎、浓肿，引起心肌炎、心动过速（一分钟140多跳），演了上一个节目，气喘不过来又要演下一个节目，（每次都是演出前去医务室打一针定心的针上台演出）演出任务结束，团领导立即送我去医院治疗，开掉了扁桃腺，但心脏的功能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累了还是要不舒服。祸不单行1968年又得了肾炎，一时请不到代课老师，拖了一个月再送医院治疗，有急性变成慢性肾炎，留下了后遗症。你看，我这样的身体能找对象、结婚吗？她说；找个伴有人照顾总要好些。我沉思再三，说；李国芳好吗？她说；蛮好的！但又怕拖累他，迟迟没有向他表白。在这期间收到家里的电报；说母亲身体不好，我向学校打了探亲报告，也勇敢地向李国芳表露了自己对他的爱。这次又见到他脸一下子红到耳根……

回家探亲，我们的爱作了定局，回上海向双方的亲人说了此事，也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1969年春节他探家，他的父母为儿子做了一些娶媳妇的准备，（很简单的，一对热水瓶、一条床单、一条毛格被面、一对枕头套）那时，新疆的水果糖也不好买，支青朋友们只要商店里来了水果糖就帮我买，你在这个连队的商店买、他在那个连队的商店买，帮我买了好多。

水到渠成，1970年5月1日我们举行了热烈、简单而隆重的婚礼，指导员为我们主持婚礼，我的知心好友托起果盘把喜糖送到来宾的手中，大家唱歌、跳舞，热闹非凡。食堂的工人为大家送上了喜庆的饺子，在欢乐的气氛中把我们送人洞房。

结婚后，支青朋友上我家来玩，他们打趣地说；你们是我们上海支青结婚中最扎台型、最正中的一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公开关系后，都是大大方方、正正派派的……

三、往事

虽说李国芳比我先调到学校，大家一定会觉得我们在一起工作，谁知因为他的普通话说得学生听不懂，他教的算术大多数不及格，这可急坏了校长，校领导研究决定把他调到食堂做司务长，那时我们吃饭买饭票，吃的粗粮多，粗粮包谷馒头、细粮白面馒头或大米饭，那么买饭票就分粗、细粮买，他介绍：包谷馍馍（妈妈）七分钱，白面馍馍（妈妈）八分钱，去买饭票的老师都笑得合不拢嘴……

那时搞四清运动，学校有工作组蹲点，工作结束，工作组组长看似谦虚，让大家提提意见，老实巴交的李国芳实事求是地说；工作组不和教师、工人一起劳动，脱离群众，工作组组长一听就火冒三丈，让校领导组织教职员工批评李国芳，给他戴大帽子，说他对社教工作不满等等，他受不了这样的委屈，打起背包回到学生一队。

学生一队的连长知道他是好支青，安抚了他受伤的心接纳了他，并让他担任班长兼记工员。回到连队又不怕苦的大干起来。挖起排渠，土甩得又高又远、天天超额完成，还帮体力弱的支青完成任务。田间休息时，有支青为大家送水，因为每个班分的地段不一样，送水的支青会问几班在哪里？李国芳会告诉他，在渠道的那面、那面，口齿不清则说；在渠道的拉面、拉面……支青朋友爱起外号，后来“拉面”就成了李国芳的大名。

我们在学校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1968年团场边缘的九连要开办学校，我是团员带头要求去边缘学校，虽身体不好但教学不错，总校的领导不放，但那些拖家带口的老师又不愿意去，最后在我们三个女支青老师的坚决要求下，领导把这重任交给了我们。所以1970年我们结婚的新房安置在学生一队。虽然是新婚但是大家工作很忙，学校按时休息，连队却经常要搞跃进，两个队又相隔很运，牛郎织女难得相会。

如果回家一次可以呆一天，支青朋友会上我家玩，一起动手改善伙食，有趣的是我回去了，是他们做菜，一位支青把一小瓶海鸥清洁剂当鲜酱油倒到菜里……开饭了，几位支青团坐在一起吃起来，谁知那位支青先动筷吃起自己烧的菜，一吃味道不对而且嘴里飘出了泡泡，大家看到此情景都哈哈大笑，家虽然是我的家，但我却像客人，大家一问才知道是他用了“拉面”放在厨里的洗洁剂——海鸥水。

要好的支青都是铁哥，记得我怀孕了反应很厉害，吃什么吐什么，心里只想吃点榨菜，那时想吃榨菜也是非常难办的事，要到离连队10几公里的库尔勒商场去买，就是那位放错酱油的支青外号叫坏蛋的，知道我周末回家，星期天一早就徒步去库尔勒买榨菜，（那时支青没有钱，买不起自行车）中午买回榨菜，总算下了一小碗面条吃了下去。支青卫生员陈华琴给我输葡萄糖，让我挺过孕期反应的难关。每次回去都深深地感受到支青大家庭的温暖，拉面对我细心的呵护。

团领导出于对我的关心把我调回团中心校工作，这样离学生一队比较近，我的家就安置在学校，后来又把李国芳调到学校旁边的加工连工作。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安定了，拉面对我更是细致入微，1971年3月9日我们的宝宝出生，因为我身体不好，拉面想儿子强健一些，给儿子取名为李强。宝宝给我们的小家带来了无比的欢乐。

回到中心校，那时开设了中学，我教了近二年初中的语文。在朋友的推荐下，团生产科的领导把喜欢电而且比较精通电的李国芳调到水电连工作，此时是夫唱妇随，我则调到离水电连较近的一连学校工作，家就安置在一连。在一连学校我多年连任小学毕业班的语文，后来学校调来了几位再教育学生，学校实行小循环、1—2年级、3—5年级，老教师带新手，那时我既带过1、2年级，也带过3、4、5年级。在一连小学工作了十多年。1978年开始逐步落实支青政策，符合条件的支青可以回上海了。1984年的3月我也符合回沪条件，可以回到拉面父母上山下乡的市郊农村，当时的上海县华漕乡。

在新疆同甘共苦了20个春秋，我们把兵团人艰苦朴素、乐于助人的好品德带了回来，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新疆——我们的第二故乡。虽然回上海是开心的事，但一旦到了离别的时候 ，送别的学生、学生的家长、学校的领导、老师、连队的领导、职工挥泪告别，此情此景还是让人终生难忘、依依惜别、恋恋难舍……

1984年的3月我和国芳都已迈入了不惑之年，理应是人到了四十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疑惑的了。但我们回到了市郊农村，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拉面懂电，当时兴起了汽车修理行业，他买回汽车电路维修的资料，他弟弟介绍他去汽修厂工作，他的就业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我拿粉笔却没有上课的讲台。偶然的机会，从家家户户农村的小喇叭里听到华漕乡人民公社教委办公室，我即写了一封信请在公社工作的邻居带去，当天下午分管人事的书记就骑着自行车上我家了解情况，很快从新疆调回了我的档案，聘用我做教卫助理。

是支青、知青的一定都知道能回到上海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何况回到农村工作和生活更是困难重重，我们没有低头，用自己的智慧、善良、努力，在农村立于不败之地，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厚爱。

退休后我和国芳一直在社会上做各类志愿者，我有舞蹈团队到处搞公益宣传、去敬老院慰问孤老，国芳一直跟随着为团队放音乐、拍照、摄像，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美好的音象画册。

可以说他跟着我真是寸步不离，外出我不认路他总是拉着我的手怕我丢了，即使晚上在公园散步他也是拉着我的手。和同学、朋友团聚，他都会陪我去。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我和同学有活动，他没有陪我去，晚上回来车站找不到了，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那面方便，两个人手机一联系就可以找到，他在到家的836车站等到10；00多，看到我下车了，一把拉住我（我感觉到他的手在微微的颤抖）就这样牵着我的手默默地往家走……

退休后的生活是丰富而多彩的，尽管他对自己很节约，但对我们舞蹈队需要添置什么音响、服装，从来没说一个不字，排练节目用的大小音响、话筒，他都帮我买好，坏了马上帮我修好，从不耽误排练。

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老伴开始身体不好，住过几次医院，有所好转，但不能跟着我到处去搞宣传演出活动了。经常是一个人在家，时而有朋友约我们旅游，也因为我忙无法和他一起去，2018年的冬天，我参加读书会的团队组织去云南（老挝、越南、缅甸、泰国）跟夕阳红旅行团出游半个月。每个景点游玩如蜻蜓点水并不累，但从这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要坐大巴5、6个小时，大巴的座位坐短距离还可以，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最后两天，老伴的脚肿了，我也一样但我有经验的是；年轻时我身体不好，坐火车回上海，总是把脚放在对面座位上，国芳年轻时没有这样的感觉，旅游时坐了一天车回到旅馆休息时没有把脚抬高，我睡在床上时把靠垫垫在脚下，第二天就好些，而老伴却是拖着肿胀的双腿回家，回到家就发起了高烧，然后就是送医院治疗、抢救…….

四、诀别

人生到了最后的时刻是多么留恋和他相伴的亲人，每次到了重症监护室，医生就给老伴松开绑在手、脚上的绳子（因为抢救的病人插满了管子，人很难受的）让家属按摩按摩肿胀的双手和双脚。2019年3月20日不到下午3；00，我们赶到医院，疾步走到老伴的病床旁，立即上前拉住他的手，他下意识地用力握紧我的手，但一会就无力地慢慢松开了……电击还在为老伴抢救……病得皮包骨的老伴已经不起重力的泵击，我请医生停止了抢救，相伴了近50年的老伴就这样放开了我的手，一个人依依不舍地先我而去了，让人多么多么的心疼……

邬爱华

202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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