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4年08月23号 14点 阅读 10271 评论5 点赞18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我入伍后，经过新兵训练，就下连队，到了修理厂当机械员。机械员是战士，领导机械员的是机械师（排级干部）。我的机械师叫翁火球，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当时，战士提干早，所以他才比我早当两年兵。
他是福建人，说话带严重的口音。因文革的缘故，他的学历填报的是初中，但他对我说，实际小学还没有毕业。
我当兵前在上海工厂当机修工，所以我当钳工的时间比他长，经验也比他丰富。所以上级要我服从领导的同时，技术上要多把关，帮助机械师。当兵后，我们建造了一座化铁炉，技术上都是由我管的。一般情况下，机械师让一个新兵呼唤得团团转，一定很不高兴，但翁机械师不是这样，他老是操着福建口音说：“能者多劳，能者多劳嘛。”他悄悄对我说，“能者多劳”这四个字，还是他入伍后在政治学习时学来的。对他的大度，我很佩服，也更加尊重他，服从领导。
渐渐地，我发现他身上的很多优点。他十分勤快，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宿舍的卫生基本上是他包了，厕所的冲刷也经常能看见他。晚饭后，我们大家会去中队的菜地打理。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那里。他是个干农活的好手，拔秧、插秧、除草、收割，他的速度要比我快一倍（我承认，这真是我这个城市兵的弱项），而且经常干完自己的，就到我的前头，把我没干完的干了。正因为表现积极，他入伍两年就提干了，当时修理厂正扩编，需要干部。不过，文化程度低和技术训练的不足，却是他很难过得去的坎。
建造化铁炉任务完成后，我们转入正常的修理工作，还有大量的零备件生产。翁机械师带着大家干，像攻螺帽、打毛刺等简单、繁琐的活，他都不怕烦、不怕累，带头干。一次，一批螺帽要钻保险丝孔。保险丝孔的作用是在螺帽上紧后，串上细铁丝，防止螺帽反向旋转脱落。这就要在螺帽六角面斜钻一个2毫米的小透孔，对钳工来说，有一定技术难度。翁机械师带了几个人干活，他们把螺帽夹在台钳上，用手电钻慢慢钻，钻头太细，一会儿功夫断了好几根，但做好的工件却没有多少。他急的直跺脚。
在工厂时候，我阅读过劳动模范倪志福当时写的一本书《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练习磨过“倪志富钻头”。我仔细琢磨了他们遇到的问题后，找出原因，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利用中午时间，快速制作了一个小工夹具，可以把工件紧固在小型钻床上，把细小的钻头两刃平磨，成180度角，尽可能减小径向力，降低防止钻头被斜面憋断的概率；把钻床的转速调到高速1200转，这样扭矩就会变得更小。我试了一下，钻保险丝孔顺当多了，一个钻头钻几十个孔，也没有断。
下午，翁机械师到了厂房，问我中午为什么不回宿舍午休，我就向他展示了我新做的工夹具，并实际操作给他看。只见将螺帽夹好，钻床电闸打开，手柄轻轻往下，一个保险丝孔瞬间就钻好了。他高兴极了。我详细跟他解释了为什么转速要高，钻头要平磨，如何克服径向力，并将其转化成轴向力。
这时他一脸不明白，用福建话问：“什么？还要‘敬香’？要‘几株香’？”
我听了后，把肚子都笑痛了。
我和机械师的关系越来越好，不久后他告诉我，我是党员发展对象，他要当我的入党介绍人。
按我的表现和当时部队党员发展的速度，我入伍当年就有可能被发展入党。但到了下半年，“913”事件爆发，而我们修理厂又是“重灾区”，林彪儿子林立果搞得几个“工程”，不少是交给我们这个修理厂搞的。部队发展党员暂停，直到第二年，1972年9月重新启动党员发展工作，我即在翁火球介绍下，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的工作劲头更足了，与入党介绍人的关系也更加紧密。翁机械师要我大胆工作，技术上不要保留，有什么想法直接提出来。而他也更加信任我，只要我干出来的活，他立马签字以示负责，因为机械师才有资格签字。
不久，上级交下了一个新的零备件生产任务，研制航空发动机高压煤油导管，而制造它需要用大型压力机压制。在我们厂房一角，停放这一台上海工厂1958年大跃进时代造的250吨油压机。这台机器的外形很像当年报纸上经常看到的江南造船厂造的万吨水压机，当然要小得多，废置多年了。厂里把修复任务交给了我。
我找到了当年造这台机器的工厂，并取来了图纸，并取得工人师傅的协助。我和翁机械师一起围着油压机搭起脚手架，开始修复工作。
我在钢铁厂时，干过一些起重工作，也目睹过因此产生的工伤事故。我的师傅有一次就被砸伤了腿。因此我特别小心，见有战友站立位置不对，便大声呵斥，让其离开。其中一位陕西兵，对我的态度很有意见，就去翁机械师那里告状。
翁机械师耐心劝导他：说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出了事，就对不起战友了。再说，他是机械师，是要负责任的。一番话，说得陕西兵口服心服。
油压机终于修好了，高压煤油导管也试制成功，并到西安430厂检验合格，投入了批量生产。不过，在使用油压机的时候，我尽量自己上机，让翁机械师在旁协助，再让陕西兵和其他人当下手搬运。因为我知道，使用油压机这样的大型设备，是不敢有一点马虎的，出事就会出大事。后来，翁机械师上机也多了起来。不过，我一定会在一旁看着。
到了1974年下半年，我也提干当了机械师。但不久，师政治部把我调到宣传科当干事，负责新闻报道工作。
修理厂要我把全部工作，包括那台250吨油压机和一整套制造发动机高压煤油导管的工夹具都移交给翁火球。移交结束后，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紧紧握手，他又操着福建口音说：“当时及早发展你入党是对的。这不，现在你到师政治部工作了，成了连级干部了！”说这话时，我看他有热泪留在眼框里。
就这样，我离开了从事了6年的机械修理工作，开始动笔杆子了。后来，翁机械师为了那台油压机维修的事，还叫我回去过两次。
一年后，一个不好的消息突然传来。陕西兵焦急地给我打电话，说翁机械师在操作油压机时，突然一根钢杆被压得翘起，打在翁机械师的脑门上，头盖骨被打碎了一块。
我太吃惊了。当晚，我直奔长海医院脑外科，只见翁机械师已经做完了手术，头上包的砂布明显有一处凹面，随着心跳突突地外鼓。他神志还清醒，除了感谢我去看望他以外，又对陕西兵说：“我早跟你讲，要听丁干事的话（他已经按部队习惯对我改称呼了）。他在钢铁厂干过，有经验。安全是最重要的。”
我的心很痛很痛，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是我调离，上机操作的一般会是我，不是他。
翁机械师出院后，身体一直不好。几年后，他离开部队，回福建老家了。
在我调到南空机关工作后，得到消息，他在老家旧病复发，不幸去世了。因为空压机事件过时已久，他没有被评为烈士，按病故处理。
我的机械师，我的入党介绍人，我心里永远留下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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