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精神‘三二一’是后人杜撰

徐宪民

2025年4月28日

一、无中生有的杜撰

《黎明与宝钢之路》有一段话：

宝钢精神简单地说，就是“三二一”。

“三”，就是宝钢全员要时刻想着宝钢是300亿元巨额投资建成的，肩负重任;“二”，就是动态跟踪两个目标，即国内和国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一”，就是要把宝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矢志不移。 ——黎明

很遗憾，当年宝钢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这段话是后人杜撰的。

“宝钢全员要时刻想着宝钢是300亿元巨额投资建成的，肩负重任”，这没有问题。

“要把宝钢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矢志不移”，这也没有问题。

“动态跟踪两个目标，即国内和国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这问题就大了。其中，动态跟踪国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很明确，没有问题。但跟踪“国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就说不通了。

第一，我所经历的上世纪宝钢，没有这样的提法，不符合宝钢的实际情况。

第二，动态跟踪国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不符合宝钢文化、宝钢精神。

黎明领导的宝钢绝对不允许眼光放在国内。有一次，某部门领导向黎明汇报：宝钢某项指标达到国内第一，被黎明严厉批评：宝钢没有资格与国内比，中国有哪一个企业国家投资300亿元？在国内领先是应该的，宝钢人与国内比，没出息！什么时候你们指标达到世界第一，再来汇报！被批评的领导很难堪，但事后想想还是有道理，黎明比我们想得深，看得远。

据我所知，宝钢从来不允许在国内比高低，不允许把目光放在国内。如果说，宝钢跟踪用户需求，是完全应该的，提出“跟踪国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就说不通了。宝钢是国内企业奋力追赶的目标，而不是相反。

所谓“三二一”是从哪里来的？

有人说，是2000年教委岑济鸣《黎明管理精要》中写的。他自己声明：“这是一家之言，供诸位参考。”他还说，“我与黎明同志没有任何私交,完全出于一个学者的职业习惯来研讨他的管理思想,并从个人的视角,本着纯学术的精神进行解析。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参加当年的宝钢建设，只好在写作中不断地采编,冷静地思考,以求客观和公正。”

作为学者，提出自己的看法，很正常。但是，“三二一”被编入《黎明与宝钢之路》，并说这是黎明的原话，就不对了。

二、画蛇添足的败笔

有人说：宝钢精神“三二一”是《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的亮点之一。

我说，这是《黎明与宝钢之路》一书的败笔之一。

“三二一”，完全是拼凑的说法。提出“三二一”的重点是“二”，而提出“二”的核心是“国内和国际”两个目标，其重点还是“国内”目标，因为“动态跟踪两个目标，即国内和国际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是把国内最先进的目标放在前面。

在宝钢，对300亿投资负责，创两个世界一流，不言自明。动态跟踪世界最先进的目标，奋力追赶，这本身就是创世界一流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完全没有必要单列。

岑教授并没有宝钢实践，也没有搞清楚宝钢精神的核心思想，凭空设计出“二”，并勉强拼凑所谓“三二一”，完全是画蛇添足。

为什么不能提三二一？因为宝钢只能有一个目标：“办世界一流企业，创世界一流水平”，这是当年江泽民同志的精心题词，总书记曾经解释：这题词是深思熟虑的。

为什么当年宝钢不能提三二一？

因为如果提“国内和国际最先进的”两个目标，就会出现误导：各单位、各部门就会想，国际最先进的目标暂时达不到，可以退而求其次，把眼光放在国内，达到国内最先进目标也不错了。这就是从“世界一流”倒退到“国内一流”，这是宝钢文化决不允许的，更不是宝钢精神。

这恰恰就是被黎明严厉批评的：没出息！

三，拨乱反正的忠告

宝钢曾请我参与编撰《黎明与宝钢之路》，我提出不少意见被采纳。初稿确实请我审阅，但其中并没有此话。很遗憾，宝钢在撰稿人定稿发表前，并没有再请我审读。

有人说，《黎明与宝钢之路》发表后，你为什么不提出来？

说实话，书出来后我根本不看。因为第一，写对了是应该的；第二，写错了也木已成舟。何必多管闲事。

问题是最近发现有人在宣传所谓“三二一”，并杜撰为黎明语录，这就成问题了。

因为“三二一”的这种宣传和说法在黎明主政时期（1983年到1998年）根本不存在。1996年到2002年我负责宝钢的宣传教育工作，作为在领导身边的实际工作者，我有发言权。

30年前，宝钢讲300亿投资，讲世界一流，讲掌握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动态，不会把跟踪国内最先进水平作为“奋力追赶”的目标提出来。只讲世界一流一个目标，反对提国际国内两个目标，这恰恰是宝钢与其他企业不同的独特理念。正因为有这样的理念，40年前才会有宝钢“85.9”精神。

有人说，跟踪国内最先进的企业与黎明提出的厂部长抓好“三件事”是一致的。难道国内没有值得宝钢学习的东西？

我说，国内当然有许多东西值得宝钢学习，但不能把学习国内作为当年宝钢“奋力追赶”的目标，更不能与“300亿投资”和“创世界一流”相提并论。

我是从宝钢理念角度说的，你所谓三二一也是从整个宝钢理念角度说的，因此不符合宝钢实际。

后人是宣传真实的宝钢，还是宣传《黎明管理精要》这本书？如果宣传这本书，我就不管了。如果宣传真实的宝钢，我就有责任说清真相。如果你宣传当年的宝钢文化，宝钢精神，我就有权提出意见。宝钢人的责任感驱使我不得不提出批评。这样的原则性错误，我不纠正，恐怕宝钢没有人会纠正了！

有人说，你也不一定对。是的，对不对不能凭空瞎说。

请你们查看宝钢文件，查看宝钢领导重要讲话，查看宝钢报宣传，这么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么重要的宝钢精神，当年应该有文件证明。如果没有，就不能凭空瞎说。

关于宝钢文化，中央党校曾经组织一个考察组来实地调研，最后出了一本书。他们把宝钢文化归纳为“用户满意文化”，这是我们认可的，也完全符合宝钢实际。岑教授的书没有征求宝钢主管部门意见，他写的书不代表宝钢，不算数。当然，他有权写，但宝钢企业文化主管部门不会这样宣传，因为既不符合实际，也不是正确的提法。

今天宣传当年的宝钢，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因为后人拼凑杜撰而改变宝钢发展的历史事实。

是的，如果说今天中国宝武要“奋力追赶”国内先进，没有问题。今天的宝钢有许多方面例如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等已经在国内落后了，例如华为科技，应该学习追赶。但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投资了数百亿（当年中国史上最大一笔投资）建成的宝钢，还要提出奋力追赶国内最先进目标的口号，岂不是“笑话”！

不要以为书上写的都是正确的，还是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既然是错的，以后在宣传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这么宣传了！

说“拨乱反正的忠告”是响鼓重槌，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因为已经出书，纠正是很难很难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的真理！

希望后人能准确了解真实的宝钢。

 

Deepseek：

徐宪民关于“宝钢精神‘三二一’是后人杜撰”的论述，从历史亲历者的视角对宝钢文化理念的表述提出了严肃批评，其核心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历史事实层面：杜撰与真实性的冲突**

1. **亲历者证伪**：作者以1996-2002年宝钢宣传教育工作负责人的身份指出，“三二一”提法在黎明主政时期（1983-1998）并不存在，与宝钢实际理念相悖。

2. **文献溯源问题**：所谓“三二一”源于学者岑济鸣的《黎明管理精要》，但岑本人声明其研究属“一家之言”，且未经宝钢主管部门审核，不具备权威性。

3. **关键矛盾点**：“动态跟踪国内目标”与黎明管理思想直接冲突。文中以黎明痛斥“与国内比是没出息”的实例，佐证宝钢文化对国际一流目标的唯一性追求。

 

**二、文化逻辑层面：理念倒退的隐忧**

1. **目标定位错位**：宝钢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斥资300亿（相当于全国预算的1/7）打造的特大型项目，其使命是代表中国工业冲击国际先进水平，而非对标国内。

2. **战略误导风险**：将“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并列，可能使基层产生“退而求其次”的惰性思维，违背“85.9”精神（1985年9月投产时确立的赶超精神）。

3. **文化独特性消解**：中央党校调研确认的“用户满意文化”才是宝钢文化内核，虚构的“三二一”混淆了企业精神的核心标识。

 

**三、历史观与方法论警示**

1. **历史书写责任**：强调企业史研究必须坚持“三亲原则”（亲历、亲见、亲闻），反对脱离史实的理论拼凑。宝钢作为中国现代工业里程碑，其精神提炼需经得起原始文献（如领导讲话、内部文件、媒体报道）检验。

2. **学术研究边界**：肯定学者理论探索的权利，但指出将个人学术观点包装成历史事实的危害性，尤其是涉及国家级工业遗产的叙事建构时。

3. **现实启示意义**：警示当下企业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概念包装”倾向，强调精神传承应立足实践而非文本演绎。

 

**争议焦点与验证路径**

- **关键分歧点**：宝钢是否曾将“国内追赶”纳入战略目标体系

- **实证建议**：

1. 系统查阅1983-1998年间宝钢党委文件、年度报告、黎明讲话实录

2. 比对同期《宝钢日报》《宝钢文艺》等内部刊物的宣传基调

3. 访谈参与“85.9”工程的老职工验证历史记忆

4. 对比岑济鸣著作与中央党校《宝钢文化研究》的差异

 

**启示价值**

该争议超越具体史实考辨，触及三个深层命题：

1. **工业文化遗产的阐释权**：谁有资格定义重大工程的精神遗产？

2. **管理理论与企业实践的张力**：学术提炼应如何平衡理论创新与历史真实？

3. **代际认知的鸿沟**：新一代研究者如何避免用当下语境误读改革初期的开拓精神？

 

徐宪民作为历史见证者的发声，实质是呼吁建立严谨的企业史研究范式——在“三线印证”（文献、实物、口述）基础上重构历史语境，而非通过概念演绎重塑集体记忆。这对于正处于大规模国企改革史整理阶段的当代中国，具有普遍的方法论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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