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凳上的大学梦

王宝根

   上世纪60年代初，到了读小学一年级的年龄，我是跟着我哥哥沿着一条烂泥路去村里的“老俞小学”报的名，那时候报名，不需要户口本之类的任何资料，我哥给老师说了声“这是我弟弟”，老师写下我的姓名就直接让我进教室开始上课了。

   所谓学校，是当年地主家留下的三间旧屋，学校没有围墙，教室里只有几张缺角的课桌，没有凳子。出门前母亲那句“带上板凳”的叮咛我至今记忆犹新。三间教室，竟容纳了六个年级的学生，一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要教两个年级。那个被称为“复式班”教学的奇特光景，是我启蒙岁月的真实底色。

   三年级学写作文时，恰逢“文革”风暴乍起。老师教我们提笔前，须在题目下方工整地誉写一段“最高指示”，结尾更要虔诚写上无数句“万岁”“万万岁”。荒诞不止于此，老师竟要我们写他的大字报，揭发他自身的“罪行”。他站在讲台上，平静地讲述着那些自己莫须有的“罪状”。我们稚嫩的笔尖在纸上迟疑地爬行，窗外的麻雀却啄食着大字报散落的纸片。混乱如蔓草般疯长，在简陋与喧嚣中，我懵懂地完成了六年小学。

   中学的四年半，在“读书无用”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喧嚣里，我如无帆之舟浑噩漂过。

          1974年一月，我算是公社的高中毕业了。我放下书本，扛起农具，在泥土里刻下了属于农民子弟的宿命印章。

   命运的伏笔在1976年的春天悄然埋下。

   那年四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暴席卷全国，当时我作为年轻的生产队干部，被大队里安排去上海市区看大字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拖拉机进城，去华东师范大学“接受思想教育”。进入华师大，当同行者们全神贯注于道路两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时，我的双脚却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牵引，不由自主地踏入校园深处——啊！眼前豁然开朗：绿树如云，繁花似锦，庄严学府宛如一座知识圣殿。最让我屏息凝神的，是窗明几净的教室里那些伏案的大学生的身影。那一刻，仿佛有闪电击中心底，一个声音清晰无比地回响：此间方是我灵魂应栖息之地！那年我才19岁，正是读大学的年龄段啊。在回家的路上，拖拉机颠簸着穿过暮色，同伴们还在争论大字报上的词句，而我心中只默默回想着那一角窗明几净的教室，那求知的图景如烙印般灼热滚烫。

   1977年冬，恢复高考的消息如惊雷唤醒了我蛰伏的梦。顶着“不安心农村”的议论，我白天坚持下地干活，晚上放下锄头，重拾久违的纸笔进行复习迎考，说是复习迎考，其实只是做做样子，因为当初读中学时的课本早就没了影子，没有复习资料，只有几张原学校下发的一些题目、试卷等零星资料。考试结束翌日，我又如常在田埂上挥汗。当几乎忘却此事时，在隆冬刺骨的开河工地上，一个口头通知随风而来：“你明天回嘉定去参加高考体检！”那声音犹如天籁，瞬间融化了周身的冰寒。

        1978年3月8日，上海市安亭师范学校的校门为我开启。两年的中师学业结束，毕业后我当上了小学教师。踏上三尺讲台，我以当年仰望华师大教室时的那份虔诚对待每一个教学细节，教学成绩优异。1984年11月，凭着县教育局考核与同事们的信任，我成为嘉定县戬浜中心校校长。

   当上校长不久，县教育局选派年轻干部赴华东师大进修。命运再次叩门，我通过了成人高考的挑战。1985年9月9日，当我再次踏入华师大校园，当年那个隔着玻璃窗痴痴凝望的农民子弟，终于成了此间正式的学生。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我走在林荫道上，每一步都像踩在往昔梦境的回音上。

   华东师大大专毕业后，我再回嘉定担任小学校长。后来我被调入政府机关工作。步履未歇，求知不止。我利用业余时间，在41岁那年，我终于收获了复旦大学的本科文凭。

   如今退休闲坐，回望这条始于泥泞与板凳的崎岖求知路，恍如隔世。那方小小的板凳，曾是承载童年全部梦想的简陋方舟。板凳之上，我凝望过老俞小学斑驳的屋顶；板凳之上，我幻想过华师大教室的明窗；板凳之上，我铺开过安师与复旦的书卷。板凳之上，从未熄灭的是一盏灯——它照亮的不仅是书本的字行，更是灵魂的渴望与方向。

   学海无涯，生命不止。这条始于板凳的迢递长路，前方依然延伸着未知的地平线。我确信，真正的大学从不囿于一纸文凭或一方校园，它根植于灵魂深处那永不枯竭的渴望——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以板凳般的朴素姿态，继续向未知求索，向智慧跋涉。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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