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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I发展的思考

徐宪民

2026年6月6日

一

对于AI的发展走向，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可以始终掌握AI发展的主动权，让AI稳定成为赋能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另一种观点则担忧，AI或将自主“觉醒”，进化为超级智能，最终反向统治人类。事实上，AI永远无法跨过主体性、实践性、社会性三道核心门槛，这一结论我在2026年2月24日发表的《AI过不了三道坎》一文中已详细论证，此处不再赘述。

可以确定，AI的本质始终是人类创造的智能工具，不存在超越人类、统治人类的可能性。

随着智能社会全面到来，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开发，我们需要直面两个决定AI未来走向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AI的发展话语权与控制权，究竟掌握在资本手中，还是归属于整个社会？

第二个问题，全球AI格局由中美两国领跑，在新一轮智能革命赛道上，中国能否走在时代前列？

二

第一个问题，AI发展究竟掌握在谁手里？是社会，还是资本？

首先，追根溯源，AI并非资本催生的产物。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诞生于公益性科研探索。1956年夏季，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专题会议，首次正式定名“人工智能”，会议的四位发起人主要来自学术机构，核心驱动力是基础科学研究，而非资本逐利。绝大多数AI前沿基础研究，周期长达十余年，投入巨大、回报未知，短期难以实现商业化盈利。无利可图，绝大多数资本就不愿意投入。

由此可以得出清晰结论：AI诞生于社会公共科研体系，根植于全社会的智力与资源积累，其发展主导权理应归社会所有。

其次，需要明确，AI的发展既离不开社会支撑，也离不开资本赋能，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公共科研依托财政支撑与学术体系，承担AI从0到1的原始突破，是AI技术得以诞生和存续的根本前提；资本依托逐利属性，承接技术落地，完成AI从1到N的产业化爆发，推动技术走向市场、普及应用。

一方面，没有社会主导的基础科研，AI无从诞生；而AI一旦问世，便具备天然的公共属性，必须由社会掌控、为社会服务。值得警惕的是，若完全脱离社会管控，资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AI极易发生技术异化，沦为少数人掌控、收割大众的私有工具。

另一方面，缺少资本的产业化推进，AI理论和先进的技术成果只能止步于论文和实验室，无法落地普及、形成产业规模。没有资本的持续投入与市场助推，AI产业很难实现爆发式增长，而充分的市场竞争，正是AI持续迭代、持续进化的核心动力。

纵观全球，各国AI管控模式、松紧尺度虽有差异，但都在积极探索将AI纳入公共治理框架，守住技术发展的公共底线。

社会化管控的主体，由国家、公共科研体系、社会共治组织共同构成，牢牢掌控通用AI的规则制定权、公共资源使用权、安全伦理终审权，从顶层约束资本无序扩张，杜绝技术异化。核心底线，就是坚守通用AI的公共属性。

AI发展既需要社会管控兜底，也需要商业化、市场化承接落地。AI产业化落地，必须依靠市场竞争、依托资本驱动。头部科技企业、各细分赛道创业公司的充分博弈，能够倒逼企业打磨产品、压缩成本、深耕细分场景，有效规避公共体系容易出现的效率僵化问题。同一赛道的多元主体竞争，让产业端与普通用户拥有更多选择权，持续压低AI服务的使用门槛与成本。同时，市场化盈利形成了良性循环：部分利润持续反哺前沿算法迭代，部分通过税收、产业回馈回流至公共科研与社会化普惠项目，构建起商业盈利、技术升级、公共普惠的正向闭环。

综上，AI发展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由社会制定顶层规则、把控发展总开关，牢牢掌握AI核心控制权，杜绝资本裹挟技术、掌控社会；

另一方面，在社会规则的刚性约束下，充分鼓励资本竞争，依托资本的活力与效率，推动AI产业快速迭代、全面普及。

没有社会掌控，AI会沦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形成少数资本阶层管控大众的固化格局；没有资本竞争，AI产业将丧失创新活力与发展动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然落伍。

三

第二个问题，全球AI格局由中美两国领跑，中国能否走在时代前列？

中美AI发展呈现清晰的错位竞争态势：美国擅长定义AI的技术上限，不断突破技术性能边界；中国擅长拓展AI的应用边界，持续验证技术落地的广度与深度。美国搭建技术范式、构筑行业入口，中国打磨落地效率、领跑迭代速度。

AI未来竞争的核心差距，不在于单一模型的性能优劣，而在于产业体系的层级布局，以及谁能率先实现“技术乘以规模”的最大化价值效应。美国的核心优势是前沿技术突破，而中国不仅有能力在技术层面追赶美国，更有能力将前沿技术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AI全面渗透、普及到各行各业。关于中美AI的差异化竞争，我在2026年5月19日发布的《黄仁勋的五层蛋糕》一文中已有详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

我国已形成科学完善、层次清晰的AI整体发展规划。

顶层的超大型通用AI基座，由公共科研与国资主导、社会共治，资本参与共建，坚决杜绝纯私有化垄断；

中层的行业通用AI，采用公私混合发展模式，国企与民营科技企业同台竞争，以市场化发展为主，全程接受社会化合规约束；

底层的轻量化应用型AI，完全放开市场化发展，支持中小创业公司、个体开发者依托开源基座创新创业，充分释放资本竞争活力。

这套三层产业发展模式，完美规避了两种极端弊端：既杜绝了全盘私有化带来的资本垄断、AI沦为收割工具的乱象，也避开了全盘公有化容易出现的效率不足、创新乏力的短板，高度契合全球AI治理的落地趋势。

当然，AI发展是一项极其复杂、难度极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三层产业模式在落地实践中，仍面临科研经费长效保障、公私合作权责划分、知识产权界定保护等诸多现实问题，需要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摸索、持续完善。

中美AI错位竞争、各有优势。未来两国在各细分赛道将各有强弱、互有攻守。双方的竞争节奏，也会间接影响各自“社会管控+资本落地”的双轮发展节奏。

中美在AI发展领域的竞赛，本质上是谁更符合AI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竞赛。中国兼具“有效市场”的充分竞争机制与“有为政府”的顶层规划、有效管控能力，能够更好落地AI发展“两条腿走路”的最优模式。

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与美国竞争，而是以智能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AI产业的崛起，惠及的是整个世界。未来，中国将与美国及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协同创新，共创智能时代更加美好的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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