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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树浦“小木桥”忆旧

     老上海有句民谣：“沪东小木桥，沪西石灰窑。” 这说明，旧上海这两个地块的贫苦老百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小木桥位于杨树浦港(兰州河)东岸、南至杭州路，东至眉州路、北齐平凉路方圆仅一平方公里。小木桥原名沈家巷,在清朝末年，仅十几户人家。民国时，百姓连遭天灾人祸，苏北、安徽一带受灾农民，纷纷背井离乡,全家撑着一只破木船，或摇着瑁瑁船，漂泊过长江摇进黄浦江再入兰路港后,船停靠岸边,男人们上岸寻找生计。此时，正值越界筑路后洋人们在杨树浦路南侧沿黄浦江畔纷纷开厂、建码头，需要大批劳动力，起先，这些苦力，也就是成为后来是产业工人的流浪农民,全家仍住在船上，时间一长,他们把将要废弃的破船拖上滩头荒地，翻了个身，以挡风遮雨，又算是一个 “家”，在岸上栖身。后又在荒地草丛上用竹片、芦苇等物搭起了“滚地龙”。

     所谓“滚地龙”，大多以几根一丈多长的竹片弯成圆形，两头插进泥地里，（相当于农用塑棚）再用破席、破布及烂铁皮之类东西盖上，两边再用草包围起来，所用材料全部就地取材或拣破烂得来，无须花钱。“滚地龙”仅高１米５左右，成人进去得弯腰钻入。里面阴暗潮湿；有民谣为证：“滚地龙一小间/未曾进去腰弯弯/走起路来头一厥/屁股一抬顶屋舍/坐在地铺吃中饭/外头落雨屋里烂/两人进门要调班/三个进去要排班(队)。

    “滚地龙”也有采用棚窝式，即是用木条、竹竿作为框架，呈长方形，用木板或芦苇编织后当门。往后，靠撑船、卖苦力、扛包、拾荒拉车的穷人聚集多了，人们逐步对“滚地龙”作了改建，在原址上竞相搭建棚户，这时，小木桥一带演变为密集的棚户区。

     所谓棚户区，它是一个没有规划的、全由私人搭建的草顶竹架草棚，或用木头搭建的并用粘土加砖头砌成的极其简陋的平房为主体的聚居地。也有民谣描述：“三张芦扉搭个 “滚地龙”/三根木头搭个草棚棚/家有一间草棚棚/这户人家算勿穷/家有两间草棚棚/他就在做大房东/有了三间草棚棚/他在当地算富翁！”

     随着人口的激剧增加，棚户区小木桥一带逐渐热闹起来。抗战前夕，大流氓周百华在桥东30米处，开设了家叫“中华舞台”的戏院，一时间，戏院内锣鼓铿锵，生旦净丑、纷墨登场。戏院外人来车往，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在狭窄的沈阳路上，拆字爻卦的、耍猴变把戏的、看西洋镜的、唱露天戏的、卖拳头卖狗皮膏药的；卖日用杂品、酒馆茶肆，充塞街头市面。一派畸形繁华景象。

     那时候，把持小木桥地区的黑社会势力的头子叫王如宽，人称老太爷，他手下有徒子徒孙１００多人，这里远离市中心，自成角落，却又热闹异常。所以，这里就成为王如宽为非作歹的理想场所。

     当时,街上有家小烟纸店,店主姓王，由于这里市口较好，而被这伙流氓看中，他们便上门借房子，声称要卖 “垃圾饭”救济穷人。所谓 “垃圾饭”，就是从路东头日本人的军用医院(今长城饭店)里弄出来的泔脚，里头都是日本伤病员倒掉的剩汤残饭。当时由于战祸灾乱，逃难来此的人一批又一批,迫于饥寒交加，只得吃垃圾饭活命，有时候连这样的垃圾饭都难以买到。店主明知房子一旦借给那伙流氓，要他们归还是没有指望的，便再三托人央告求情，可流氓的哪肯放着肥肉不吃？如果不借，他们天天派人到店门口来寻衅闹事，吓得无人敢来买东西。店主百般无奈，只得将房子借给他们，又谁知他们在此卖垃圾饭发了财，连房租都不肯付，店主的老母上门去讨，结果反被流氓打出来……

    像这样明借暗抢的事不胜枚举。非但如此，每当逢年过节，流氓恶霸还会挨家挨户地上门来打秋风。他们散帖子如下雪片：今天爷生日、明天娘做寿,花样百出，连死人还要抬出来敲一笔钱，名曰“做阴寿”，木小桥地区的贫民百姓、小商小贩每月要收到许多帖子，穷于应付，朝不保夕。

     抗战胜利后，小木桥沈阳路东头的日本军医院一夜间变成了国民党六十四军医院,里面住满了国民党部队的伤兵。这帮兵痞人称伤兵老爷，他们在小木桥一带为非作歹，张口骂人，挥拳打人。动不动来一句：“妈的！老子抗战八年……”闹得小木桥一带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老百姓头上的苦难又加了一层。

     那时，“中华舞台”已改名为 “朝阳大戏院”。老板为了招徕生意，经常到市中心的金城、天蟾等名戏院去请叫得响的名角儿来演戏。可是，伤兵们只要闻到戏讯，便成帮结伙闯进戏院，他们非但不买票，还要抢最好的座位坐。有时，他们看中别人手上的戒指,便一声怪叫，摔东西砸灯泡,乘着混乱，一哄而上把东西抢到手。这样一来，便侵占了王如宽、王子范等地头蛇多年苦心经营的地盘，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冲突。在旧社会,地方上的黑势力总是同地方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伤兵老爷在这里争地盘、称王称霸,从他们嘴巴里抢肉吃,王如宽他们岂肯善甘罢休？

     于是，地方势力就处心积虑地寻岔子，借此煞煞伤兵们的嚣张气焰。一天，三五伤兵在戏院门口摆赌摊，包打听(国民党便衣警察)便照惯例要来收捐，捞一笔外快，伤兵当然不买帐，双方便大打出手。警哨一吹，好多警察蜂拥而来，把伤兵打得焦头烂额，狼狈地向小木桥逃窜,包打听们追到桥头，拔出手枪就开火，不料枪法不准，把正在桥头晒太阳休息的一个伤兵打死了。这下子像捅了马蜂窝，其它伤兵马上逃回医院。于是，医院的伤兵召集大批人马,拿着家伙见警察就打,还把眉州派出所砸了个稀巴烂，警察们吓得翻后窗逃走。一时间，沈阳路一带警察同伤兵持抢相向,对打对捉,处于“战争”状态。这里的空气异常紧张，百姓人家连门都不敢开。后来，发展到伤兵在平凉路上架起机关枪，不许警察局的车子来往；警察局也不甘示弱，来回的警车上都架设机枪。就这样对峙了数日，矛盾加剧，警察见单独行动的伤兵就开枪，一天，在当时的11路电车站附近，警车上的警察发现路边有两个伤兵走过，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嘭嘭”两枪，没想到伤兵到底上过战场,有经验，一看苗头不对，马上就地卧倒，可怜子弹不生眼睛,凭白无辜地把一个在屋角下修鞋的老皮匠打死了……

     国民党当局见事件越闹越大，便从市里派大员前来调解，经过多次斡旋，结果，在杨树浦警察局大摆宴席,请六十四军的大小头面人物饱攴了一顿,这场狗咬狗的闹剧，方告平息。可在双方械斗中打死打伤的百姓、砸坏的摊头以及被劫走的财物，却无人过问……

    现在,“小木桥”沈阳路上, 早已“长”出了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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