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我陆续写了《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1966-6-18如何废除高考制度》《1966-8“红卫兵”这样勒令“社会青年” 》《1966-9-6家耻日》等文章，回忆了文革最初阶段的一些经历和“体会”。最近翻阅当年的人民日报，在“旧报新读”之中，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狂热的炎夏，又回忆起些许往事。

那年六月“停课闹革命”以后，“学校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大字报，在《1966-6我经历的停课闹革命》中有所记述。实际上，当时十五岁上下的初中生还未成年，尚未涉世，写大字报也只能是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鹦鹉学舌而已。先是跟着大喊大叫“支持北大七同志的大字报”“拥护改革高校招生办法”，全然不明白也不会去思考此等“革命”有什么后果；接着，就似懂非懂的跟随大流，“痛打落水狗”，把学校领导抛出的教工中的两个“摘帽右派”“批倒批臭”（参见《从“四类”到“黑类”》）。当时也有一些年轻的教师（文革前两三年毕业分配来校，比我们这些初中生大十岁左右）原本就是积极上进的团员，此时理所当然成为积极分子，在带领学生进行政治学习的时候，慷慨激昂，激情满怀，不止一次地对学生们说：我们都没有赶上“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伟大的革命战争，现在是紧跟……干革命的时候了。现在看来，这种极富鼓动性的言论都是长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结果。那些“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犹如我们这些“未见世面”的初中生的偶像。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那位年轻的班主任，曾经要我们多读读多学学批判苏修的九篇重要文章，不仅注重其内容，而且崇奉其文笔。而对那些老师和学生更具有影响力的还是政治学习。具体而言就是当时接连不断的“重要社论”（顺便说一句。当时还没有“两报一刊社论”的概念，就连对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也不一致，除了军报社论是口口声声的“主席”外，党报党刊社论还常常以“同志”来称呼，直到“八一八”以后才消失。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文章，是1967-10-1才开始的）。所以，废弃了学业课本之后，天天捧读、讨论那些最新的社论。

当年六月份是社论的高潮期，平均两天一篇。现在看来，那些社论的重点还是在于宣传发动，还没有达到后来“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地步，这或许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因为社论内容还是强调党的领导，6-20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6-24社论《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7-1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所以，我们这些从小接受“听…话跟…走”教育的少年，在不学文化、只学政治的情况下，满脑子装了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七月份，政治学习中出现一个新热点，7-14人民日报转载了7-13解放军报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如此排比句式的政治语言对好奇心强烈的少年来说颇为新奇。随后，人民日报7-16第1版刊载的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刘英俊的通知，那个四句话排比句有了发展，增加了四个副词——刘英俊同志是在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号召我军突出政治，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先进典型。刘英俊同志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号召。他的主要特点是：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他是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是我们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现在再读那个通知，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说法，“学习刘英俊同志的优秀品质。主要的是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文革中“三忠于”的起源和雏形。）数天后，7-22在一篇新华社通讯中则有另一种说法——正在医院养伤的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学习了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光辉事迹后，……为了表达向刘英俊同志学习的决心，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麦贤得在七月十九日写下了以下誓言：要象刘英俊那样，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积极宣传最高指示，坚决捍卫最高指示，这是我毕生的战斗任务！

此中关于“最高指示”的四个副词可谓各有千秋，而今看来纯属文字游戏。但是，当年那些“排比句”让我们这些初中生把玩了一阵子。尤其是，7-28《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刘英俊的社论《人民的好儿子》，又一次激动了我们这些师生幼稚的心灵，它是这样说的——现在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走向胜利的时代，今天和明天的刘英俊们，这些人民的好儿子，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记得我们同学中有人力图模仿出更漂亮更动人的排比句新花样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生啊，“一鸣惊人”又谈何容易。

与此同时，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那是如今很少有人记得的1966-7下旬的全国性援越抗美大示威大游行。1966-7-22，全国报纸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随地采取中越两国人民认为必要的行动，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7-22上午八点，首都有近百万人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大会宣读了刘少奇主席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声明，还宣读了朱德委员长致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的电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我国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分别讲话。随后，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分路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全城充满了强烈的援越抗美的战斗气氛。……详见7-23人民日报。

如今回想这件事，隐隐约约记得当年还有过一番小小的“纠结”：这次集会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因为刚刚于6-27～7-9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解放南方、保卫北方、重新统一祖国的斗争”，而我们从报纸上还看到了与会的亚非作家们对毛泽东无比热爱和敬仰的报道，7-17毛泽东还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当时美国又一次扩大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为此，胡志明在7-17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颇有大战一触即发的感觉。为什么此时此刻毛泽东没有登上天安门呢？当然这样的“纠结”是转瞬即逝，因为当时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与猜测。

现在看来，7-22的集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与会者中的最高身份出现在那个城楼上。不到一个月，8-18，他再次登上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党中央副主席的称谓（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只有林彪一个副主席），而且在党内的座次也从次席跌至第七位。不过，当年我们不可能知道最高领导层正在经历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搏斗”，只知道“听…话跟…走”。7-22北京的大集会大游行之后，各地群起呼应。而今查看当年的报道，更可以感觉到那些活动并非自发，而是有着明显的安排：

7-23，有十九个城市的五百多万人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广州、南宁、昆明、沈阳、哈尔滨、南京、长春、福州、太原、郑州、乌鲁木齐、长沙、贵阳、杭州、南昌、兰州、西宁、拉萨以及海南岛的海口市。有些城市参加集会和游行的达五十多万人。有二十万人口的海口市，有一半居民走上街头。——不知道为什么上海天津等地没有安排在首批。

7-24，从二十二日北京百万人举行强大示威和集会的那天起，三天来全国各地参加集会和示威活动的已有一千万人。今天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城市和工矿区，有上海、天津、西安、成都、桂林、凭祥、北海、济南、合肥、银川、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等地。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群众达四百万人。上海今天有八十万人，天津、西安、成都各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

当年我们这些无书可读无所用心的中学生是上街游行示威的“生力军”，我们的学校又位于繁华的淮海中路闹市区的东段，在紧挨淮海路的学校图书室（文革开始后已关闭了一个多月）安放了扩音设备，在沿街的梧桐树上拉了好几个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广播、音乐、口号，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回荡在商业街上，成为一道“夺人耳目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这些学生得到参加游行的通知，恍如兴奋剂，仿佛强心针，顿时热情高涨，热血沸腾。（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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