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帮“奔七”的伙伴一谈起过年的话题，就不免都回忆起童年时过年的情景。

记得我记事不久就知道有“过年”这么个节日。那时盼过年，一是盼自己快长大，大一岁好早点上学；二是巴望过年能解解馋。50年代末60年代初，物质相当匮乏，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平时在伙食上基本不见荤腥。“酱油汤”、“光荣菜”（指卷心菜外层老叶或大白菜尾部比较硬的部分，俗称“菜帮子”）下饭乃是家常便饭，偶尔难得吃到香喷喷的猪油拌饭，就已经是很奢侈的了。除了平时配给的肉票、豆制品票外，盼到过年，好歹有增加的一只冻鸡、一小包约二两重的金针（黄花菜）木耳、约半斤不到的炒长生果（花生）、约三两香瓜籽（葵花籽），还有冷气带鱼等供应。当然，还要分“大小户”凭票排队购买。你想，一年就一次，我们这些经常饥肠辘辘的小孩能不盼吗？

还清楚记得，每到腊月二十三，是送灶神爷（我们广东人称“灶公老爷”）上天禀报的日子，也称“小年”。从这时起就要开始大扫除：我母亲攀登在竹梯上，艰难地用扫帚扫，用抹布抹，清扫外面楼梯走道满是油腻的玻璃窗和石灰墙。大一点了我会也动手去帮帮忙——每当看到自己也能为迎新年出一点力，心中不免也有点窃喜。

接下来，就是准备购买上述这些年货了，另外还要买些糖果——一般都是水果硬糖，用“玻璃纸”包装的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当时闻名的“大白兔”奶糖是不容易买得到的。当然，水果中大桔（即柑，柑大于桔，故称大桔）是不可少的。

柑买来后，下一步我就与阿婆（家乡方言称呼奶奶叫阿婆）一起将红纸裁成小方块，然后把纸币包在里面，记得最多是一角的，好像还有一分的，这就是红包了（粤语称“利市”）。包好后用大桔压住红包放在床头、箱子、壁柜等角落，寓意“大吉利市”（广东话“桔”读音同“吉”）。

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后，腊月里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到处借石磨（后来有条件自己买了一个石磨），自磨糯米粉蒸糖年糕。因为“年糕、年年高”，所以年糕是过年必不可少美食之一。制作广东糖年糕的过程比较繁琐：从浸泡糯米到磨好粉沥干水，没有三五天时间是不行的。然后用红糖水和好面，放在小脸盆般大的模具里，用大火蒸上近十个小时，蒸好后颜色红红的，一盆可以吃上个把月，也有把年糕切成块用于馈赠亲友。上小学时，我想帮手推磨磨粉，父母嫌我碍事不用我干，长大以后我倒成了主力——那是后话。蒸糕剩下的糯米粉就是用来炸麻球了（广东话：煮煎堆）。麻球在广东及港澳地区是常见的油炸贺年食品，外形滚圆饱满，色泽金黄，皮薄香脆，内甜糯。我家大多是放在大年初一“开油镬”（镬，音huò，锅的意思）煮煎堆，麻球炸得又圆又大，“煎堆碌碌，金银满屋”，祈盼新年大发。退休后我试图学着“煮煎堆”，就是没有成功，炸来炸去“发不起来”。过年有时还炸“油角”（又叫“角仔”），“油角弯弯，家财百万”，油角的外观像“荷包”（即钱包），油角被赋予了“家肥屋润”的好意头。

除夕还有祭祖的习俗。先是上香、点蜡烛，母亲把饭菜端上桌之后，奉献饭羹、奉茶、然后献酒。先要用小茶杯和小酒杯各酙茶三杯、酒三盅，然后长辈口中念念有词，接着把三杯茶和三盅酒洒在地上。我依稀记得，行祭拜礼时，还要跪下叩首。这一习俗到“四清”时就消失了。

团圆饭后鞭炮声起，我们小孩就等着收红包了。初一醒来，看到床头的压岁钱不禁喜上眉梢，虽 然只有区区的几元钱。

大年初一焚香、放炮仗是必须的。我能被赏到几个零星小鞭炮放放就满足了，如果有能拿在手里放的烟花棒（电光花）或能旋转升空的小烟花更是一种奢求。初一有吃斋的习俗，用粉丝、腐竹、发菜、冬菇、木耳等煮成一锅“罗汉斋”。这一天还有许多禁忌，如忌动刀、忌动针线、忌扫地。新年里要时时处处小心、图吉利、忌丑话、避错事。如不小心摔破一个碗碟，要马上补上一句：“碎碎（岁岁）平安”、“花开富贵”。

新年期间最高兴的恐怕就是跟父母一起走亲访友拜年了，一是可以收压岁钱，二是可以大快朵颐。

接下来，正月初四凌晨的“接财神”等风俗都与苏浙沪一带大同小异，直到元宵节，在这里不再赘述了。

比起童年时过年，现在物质生活的丰裕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如今，有些习俗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流失了，因此也就少了许多“年味”。

祖母、父母亲、我与大妹妹摄于上世纪50年代

煎堆 油角

糖年糕 糖年糕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