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上海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是我国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

证明，上海已有6000年的历史。6000年前，

上海地区就有了成熟的打井技术，由此可见

当时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智慧。随着考古

不断有新进展，上海目前已建立自人类活动之初

至商代末期的完整考古年代序列：

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

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

时间大约距今6000年至3000年。

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即中原的夏商文化是东南地区

良渚文化北上西进的结果。如果结合浙江地区

玉器图案与中原青铜器的关系来看，这种说法

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由此，关于良渚文化的去向，

事实上不是消失了，而是在中华文明中持续地

生存发展。那时的海侵灾难及洪水神话，

也为这种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认识依据。

可以这样认为，龙文化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生，

但上海和东南地区是龙文化走向

成熟的重要区域之一，此后龙文化

进一步扩展为全民族的图腾和标识。

战国后期，上海地区为楚国春申君的封地。

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前，楚人统治上海百年，

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气质和文化身份：

申地，申文化。《说文解字》说，申，神也。

申是神的古字，实际上就是一个两头蛇的形象。

春申文化是龙文化的继承者。我们看到

春申君时代上海文化的龙图案，

就会看到这种自觉的文化追求。

这种双龙璧可以视为上海文化

形象的代表：精美优雅，龙翔海上。

龙文化在北方、中原等地发生，由夏族

带到东南地区经营成熟，然后返回中原，

至蔚为大观。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把

东方作为龙的国度，这一区域已经成为

成熟的龙文化大本营。事实上，要不是

依据考古发掘，我们已经无法得出

红山龙文化、濮阳龙文化的印象。

因为这些龙是中国龙的前身，

而非后来主流的龙形象。主流的、标准的

龙形象是在东部诞生、在中原发扬光大的。

因此可以说，上海和东南地区是中国龙的重要故乡。

《礼记》中说：“前朱鸟（雀）而后玄武，

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

青龙，或谓苍龙，被指为东方之神。

在春秋时期的随国墓葬里，我们可以

见到这样的图案。这种东部为龙的观念，

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完全形成并达成共识。

由于东部被经典文献视为青龙之乡，所以

上海地区出现青龙镇就是很正常的了。

唐宋时期，青龙镇是个大港口。上海博物馆

正在举办的青龙镇遗址考古展中，我们

可以看到当年这个“东南巨镇”的繁荣景象。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环，青龙镇具有独特地位。

今天的青龙村、青龙塔、青龙寺等，也体现出

上海历史上与龙文化的渊源。我国其他地方

也有青龙镇，但上海出现青龙镇的时间较早，

这跟青龙与上海位处东方是相吻合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地区是“左青龙”的

重要承接者，担当了中华文化符号传承发展的大任。

青龙镇的设立，还与四海龙王的说法有关。

相传，东海龙王敖广、南海龙王敖钦、

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闰中，

以东海龙王为大。大约在西晋末年，

有一部道教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开始流传，

其中提到五方龙王，即东方青帝、南方赤帝、

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和中央黄帝。这是

原来的五帝体系与龙王信仰相结合的产物。

接着，这部经典又说到四海龙王，并指出

将四海龙王的神像放于住宅四方，可以保平安。

唐代开始祭祀五龙王，宋徽宗封青龙神为广仁王，

后来《西游记》叫出了敖广这一名称。

至此，东海龙王可谓家喻户晓。

上海有许多与龙相关的民间习俗。比如，

崇明三民文化村连续六年举行“二月二龙抬头文化节”，

举办各种庆典，为老人理发，吃撑腰糕，弘扬“二月二”的习俗。

              而在龙华地区，则有“三月三”抬龙头的活动...

上海地区的水文化，也与龙文化具有独特的伴生关系。

历史上的上海英雄，多与治水有关，如春申君

就被传说为诸多河流的治理者。一些以龙江、虬江

命名的地域，也与龙文化传说中“兴云布雨的善举”密切相关。

当然，今天我们传承龙文化，不是要回到

“向龙王求雨”的过去，而是要了解

和把握龙文化的精髓，弘扬那种积极向上、

自强不息的龙的精神。上海常常被比作

中国经济的龙头，更有东方龙的故乡之实，

我们应该自觉地将这种古老的龙文化

作为文化基点，以深厚的文化积淀，激发

城市的精气神，提升海派文化的自信心。

附：《思想者小传》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

区域文化资源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常务理事。兼任上海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长江大学楚天讲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

为神话学与民间信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民俗文化资源与应用等。主要著作有

《神话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盟誓史》（上海文艺出版社）等，

主编《华东民俗文献》30册、《妈祖文献》

5册等，撰写学术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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