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1年09月16号 05点 阅读 12328 评论6 点赞30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红色遗存背后的故事——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旧址
缪新亚
上海黄浦区复兴中路黄陂路口的另一座红色遗存，它是被后人称为“革命熔炉”的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旧址，它和“又新印刷所”一样——都是从其他地方“搬”过来的，它的原址是复兴中路239弄（原辣斐德路冠华里）4号，建造于1920年，为层砖木结构，面积约206平方米。2020年和又新印刷所一起从原址平移到这个街口拐角的。它和又新印刷所一起在建党百年前夕的2021年6月25日开始对外开放。
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一座红色熔炉
有人会奇怪“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这个名称。其实，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以后，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上海区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最早的区执行委员会之一，领导中共在沪、苏、浙、皖地区的工作，大有长三角一体化的意味。各地都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培养，于是，在1926年11月上海区委党校应运而生，为中共上海区委党校办学点。成为中共最早的党校之一。学校“一校二体”，除了党校的身份以外，这里还是武装起义的秘密训练点。
校长由区委宣传部主任尹宽(又名尹硕夫)担任，组织委员王嘉模。学员均为沪、苏、浙、皖的第共产党青年干部和青年团骨干。
为了掩人耳目，学校门口挂着一块“启迪中学”的牌子，据说，另外还挂了一块“启迪中学寒假补习班”的牌子。二楼西厢房是教室，能容纳40人左右，墙上挂有黑板。西厢房最北端连接亭子间，楼下即为灶间，为校部办公室，兼供文印之用。最底层为厕所、吃饭处。听报告在二楼，小组讨论在自己寝室。
出于安全考虑，师生进出平时出入一律走后门，不走前门。党校严格规定，学员入学后不准外出，膳宿都在校内，过集体生活。党校的教员均为中央及上海区委的领导人。
周恩来、罗亦农、王若飞、彭述之、瞿秋白、赵世炎、郑超鳞等。课程设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世界革命史等。
1927年2月23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党校提前结束，这里成为了武装起义的临时指挥机关和联络处。党校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半年，但从这里走出来的学生有许多都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和领导者，它“红色熔炉”的作用功不可没。
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坚强的红色堡垒
1920年2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和共产党、国民党代表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当天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市民在傍晚6时暴动。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由此爆发。
起义爆发之后，各路工人纠察队分别袭击军警，展开殊死巷战，战斗异常惨烈，把起义推向高潮，形势异常险峻，希望得到北伐部队的援助和支持，但蒋介石坐山观虎斗，隔岸观火，命令进军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并且让钮永建方面也按兵不动，致使工人武装陷于孤军奋战的困境。
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果断决定决定暴动立即停止，下令复工。1927年初的上海越来越骚动不安，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革命风暴！
在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期间，这里成立起义的联络处和指挥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侯绍裘、沈雁冰、汪寿华等人经常在这里开会碰头。第二次武装起义那天，郑超麟被派到冠华里指挥处协助工作。
校长尹宽——一位毁誉参半的人物
中共上海区委早期党校曾由旅欧少年共产党创建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社会活动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成员之一的尹宽担任校长。
尹宽(1897—1967)，又名硕夫、化名石人等）。安徽桐城县石南（今吕亭镇）雪池村人。应当说，他的一生有红色辉煌的前半生，但惜其不能善终，最后沦为“托派”分子，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大多数托派一样，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度过了他没有光彩的后半生。
他出身于一个中农的家庭。早年在在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读书，是五四时期成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19年冬，22岁的尹宽告别家乡，与湖南的蔡和森、蔡畅、李维汉、向警予等人，乘坐盎特莱蓬号海轮赴法勤工俭学，从此，胸怀献身理想，风云激荡的抱负。
在法期间，与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领导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二·二八运动”等三次斗争，后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他两次连续当选为旅欧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编“共产主义研究”。后被中共旅欧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中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担任过书记，后又作为作为分管宣传的领导兼任上海早期党校校长，平心而论，他在担任校长期间身体力行，在充分发挥党校“信仰堡垒”的作用功不可没，他除了亲自讲述《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坏》以外，还请周恩来、瞿秋白、罗亦农、王一飞等中共早期革命家来校授课。参加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最高领导机构—特别委员会，与起义失败后，尹宽与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陈延年等人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在革命浴火中没有留住初心
1925年1月出席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还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留中央宣传部工作，主编《向导》。10月，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派往安徽省巡视。1928年3月，中央任命尹宽为中共安徽省临委书记。至1929年5月，安徽省临委撤销，尹宽离任。
1929年12月，因和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托洛茨基派”，被中共中央开除。1931年和1935年，两度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在桐城、东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尹宽作为托派被政府羁押于上海。此间写下了大量文章和回忆录。1965年9月释放，1967年7月病逝于安徽桐城老家。
曾经奋翅为雄鹰，可悲折翼成燕雀
纵观尹宽的一生，他也曾是五四时期的斗士，参与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组建工作，有过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经历，参与中共对大革命的领导工作，先后出席过中共的“四大”和“五大”，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江浙区委、安徽临时省委的书记，参与并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经历了大革命的兴起、高潮和失败。
他的前半生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正如他在去往法兰西的波涛无际汪洋之上，年轻的的他吟诵着追潮者的愿景：＂五四轰传救国声，少年展翅奋雄鹰。西风东渐新文化，胼胝当成革命人＂。
也许，是过于理想主义的潜意识，也许是因为自己曾有过苏联留学的背景，也许是他和陈独秀是同乡又走得比较近的缘故，让他走上了和党决裂和对立的反面，成为“托派”阵营的一员。因此我们可以说，他后半生是可惜，也是可悲的。
他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在那个风起云涌时代里，他飞以蛾扑火般地勇气，追求信仰、上下求索，甚至不惧献身，他追寻，他的风华、他的足迹堪称传奇。又以他的执拗死磕，而尘封于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之中。悲剧地演绎了那个时代中为改变中国、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人生。
信纸作者：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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