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陶潜传》上说：“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兮辞》”。意思是说，当时陶渊明是彭泽县令，上级派督邮来视察。有个小吏劝陶渊明说，应该要穿戴整齐，再去见督邮。陶渊明感叹地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然后就辞官离职，过起悠闲的田园生活。

“不为五斗米折腰”，便成了人们对具有骨气硬汉的代名词。

对于陶渊明这个人，无论古代唐朝的李白、杜甫、孟浩然，宋朝的苏轼、朱熹、欧阳修，还是近代的鲁迅、梁启超、林语堂，还有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等都对他极其推崇。当代中小学语文、历史教材都离不开他的作品和他的生平介绍，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不外于一是他的文学成就。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描写田园生活的文人，开创了新的诗歌类型——田园诗。他的诗，非常接地气，语言质朴，通俗易懂，却又意境深远。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么的脍炙人口。

再有是他的生活态度。他辞官不做，远离喧嚣的尘世，隐居乡野，回到大自然中，悠然自得。他写的《桃花源记》，是中国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令人神往。

根据他的生平和性格，对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由令我试问“督邮”是什么样的官差？为什么陶渊明一点也看不起他，说他来视察是“拳拳事”，说他是“乡里小人”？什么是“五斗米”？他为什么就此辞官离职，从此彻底脱离官场过起悠闲的田园生活？

是陶渊明看不起小官吏傲慢的傲气？还是陶渊明有官不做，不愿委屈求全的骨气？历来众说纷纭。我想，大凡应该从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我查阅资料，督邮官，是汉魏晋时代各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应该说，督邮是陶渊明的上级，是上级派来的监察官。那么，作为下官，接待上官前整理衣服应该是必要的官场礼仪，那为什么陶渊明一点也看不起他呢，还说是来视察是拳拳小事，说他是乡里小人，宁愿辞官还乡而不愿低头哈腰？我想大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这是他不俗世事“骨气”的充分体现。

不过，他敢于“不折腰”，一定有所依仗，导致他不愿低头哈腰的再一个可能。那么，他的依仗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呢？

东晋社会清晰地呈现出三个阶层：士族、寒族、平民。自曹丕起，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这种制度，本意是要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免胡乱任用。但结果在士族的控制下，反而走上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歧途。导致阶层之间的界线更加清晰，士族作为金字塔的最顶端，傲然藐视其他阶层的优越感，显而易见。陶渊明的祖上就是江西人，按说本是寒族。可是他的曾祖父陶侃，做到了东晋的一把手，非常显赫，是寒族中绝无仅有的特例。那时的婚姻非常讲究门当户对，极其鄙视跨阶层的联姻，而陶渊明的妈妈出自士族名流家庭，而且陶渊明的第一个官职就是江州祭酒，是相当于“副省长”的高官，可见陶家已经被士族接纳，是士族中的一员。既然陶渊明是士族，是顶级贵族，根本就瞧不上寒族，更别说平民了，当然就看不起小小的督邮。陶渊明敢于怒怼顶头上司的“底气”，也就很清楚了。他不怕辞官，家里有大片土地，有钱有粮，解决一家人的生活不成问题。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想要再当官也很容易。他有什么好怕的呢？陶渊明之所以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不仅仅是因为五斗米钱少，更因为他作为士族的一部分，有其士族成员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和官场作风格格不入，因此他不愿意向督邮这样的所谓乡里小人折腰行礼。虽然陶渊明家族已经衰落，但他仍然保有其作为士族一份子的骄傲。而这样的人生态度到后世，渐渐被浪漫化成清高、不慕权贵。因此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因故以上两者可能都有之，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分析，必须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不能以今天的眼光去分析去肯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好坏。陈寅恪曾经说过：“我认为不能先存对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就是这个道理。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性还恐有第三个缘由，是这“五斗米”是陶渊明当彭泽县令时的薪资，还是其他什么的？

古代当官，却是以“米”作为官员的薪资，那么“五斗米”到底是多少？《汉书》记载：“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一石是10斗，那么，五斗=半石=二钧=60斤。再根据现在对古代出土文物的测量，汉代的1斤只有约250克，相当于现在的半斤。也就是说，五斗大约等于今天的30斤。那么，“不为五斗米折腰”中的“五斗米”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是代表县令的官职，五斗米是俸禄，也就是工资。可是，一个月工资才30斤米，对一个县令俸禄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如果是一天的俸禄，那就差不多，但俸禄难道是一天一计？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其他的可能吗？

我查了一下资料，事实上，“五斗米”这个词早就有了，就是“五斗米道”。大约200年前，早在三国时期，雄踞汉中三十年的张鲁，便以“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来治理汉中。张鲁声称，是他爷爷张道陵创造了“五斗米道”，封为“张天师”，世代相传。后来，张鲁被曹操灭了，五斗米道传到中原，又传到江南，非常流行。可是，有没有可能，古时候信息闭塞，陶渊明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五斗米道”呢？答案是不可能！陶渊明当江州祭酒时，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王家世世代代信奉五斗米道，是人人皆知的事。连“祭酒”这个官职，最早也是出自于“五斗米道”。后来，陶渊明给桓玄当幕僚时，王凝之被调到会稽（今浙江绍兴）任职。结果同样信奉五斗米道的孙恩，起兵叛乱，攻入会稽，杀了王凝之（399年）。孙恩在江浙一带肆虐了好几年，几乎动摇了东晋的根基，在荆州的桓玄曾打算派兵救援，但被朝廷拒绝。而北府兵的刘裕，正是在讨伐孙恩的过程中，不断立功升职。陶渊明身为桓玄的幕僚、后来又当了刘裕的参军，对于震动全国的“五斗米道”，没有理由不知情。所以从这一点来看，“五斗米”是“五斗米道”！

陶渊明为什么不为“五斗米道”折腰呢？第一种可能，他出任江州祭酒时，与信奉五斗米道的顶头上司王凝之有矛盾，宁可辞职也不肯折腰。第二种可能，五斗米道是祸国殃民叛军，不向叛军折腰。第三种可能，前来视察的督邮，很可能就是一个五斗米道的信徒。总之，当时的陶渊明，是处在不得志的心境下，对社会愤愤不满的一种发泄！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性格，还可以从他当官、辞官的经历来考证。

他第一次当的官是江州祭酒，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其时他29岁。他出去当官的目的，只是因为家里贫穷，想挣点俸银补贴家用。祭酒相当于副省长地位，可谓是不说不高，但他不屑于低声下气地逢迎上司，不久他就辞去了江州祭酒的职务，回到他的故里过起了田园生活。第二次当官，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到五年（401），时间长达三年。当时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看中了陶渊明的文才，召他为军府参军，掌管军中的文书簿籍。虽然身在军营，但他的心里还挂念着他的家人，不久他的亲生母亲孟氏去世，他于是借口回家乡居丧，干脆离开了桓玄的军营。第三次当官，其时陶渊明服丧期满，正想找点事情做做。于是被当时的镇军将军刘裕召为参军，东下京口（今江苏镇江）赴任。这一次的军营官场，仍然没有栓住陶渊明的心。他终于还是离开了军营，回到宜丰故里，过起了“耕植”的田园生活。第四次当官，当时的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想找一个可靠的人替他去京城递交一份辞职表。听说陶渊明是东晋名流陶侃之后，又曾为刘裕参军，故特示以“惠爱”，送给了他一个“参军”的虚衔，派他持表出使京城。陶渊明心里看不上这个闲职，但由于“耕植不足以自给”，人穷志短，也就顾不上闲职不闲职了。想不到他完成了出使京城的使命之后，这“参军”一职也自然解除了。第五次当官，紧接着，就应聘为彭泽县令。对这个“七品芝麻官”，陶渊明本来就没看上眼。只是因为当县令可以挣钱养家糊口，因此，当他碰到被迫逢迎上司的违心事又适逢胞妹去世时，终于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和“回家吊丧”为由，自解印绶，归隐田园。而自此之后，他就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生活，直到老死。

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壮志无法施展又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来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不难想象，“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由此而愤发，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道出了他对仕途的厌恶之情。但“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 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陶渊明对这五个儿子的期望都很高，希望他们以后能才富五车、卓越超群的杰出人才。可是，事与愿违，陶渊明的五个儿子智力都有问题，难成大器，并不能达到陶渊明的期望。陶渊明恨铁不成钢，对这五个儿子非常的失望，于是愤怒的写下了《责子》这首诗：“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翻成现代文就是，白发覆垂在两鬓，我身已不再结实。身边虽有五男儿，总不喜欢纸与笔。阿舒已经十六岁，懒惰无人能相比。阿宣快到十五岁，也是无心去学习。阿雍阿端年十三，竟然不识六与七。通儿年龄近九岁，只知寻找梨与栗。天命如果真如此，姑且只能借酒浇愁。这五个儿子都一致性的不喜欢读书，不求上进，不像陶渊明那样文采飞扬。面对这些不上进的孩子，陶渊明的心情能好得起来吗？难怪他心情暴躁，碰到不顺，肝火即发，妄想以田园悠闲生活消除心中烦愁，借酒浇愁。但，以酒解愁愁更愁。可悲至极，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尽管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但他的这种不委曲求全、为人清高、刚直骨气、不为利禄所动的高风亮节，皆是后人的楷模。尽管生活贫困，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受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他对江州刺使送来的米和肉坚拒不受。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他原本可以活得舒适，荣华富贵，至少衣食不愁，但人格和气节选择了艰苦但宁静而自由的田园生活。他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获得了人格的尊严，写出了具有独特风格并流传百世的诗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和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人生真谛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辞赋如《归去来兮辞》，表达了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他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更是勉励后人以天下苍生为重，以节义贞操为重，折腰时心已愧，不趋炎附势，保持善良纯真的本性，不为世上任何名利浮华所改变，更值得后人所弘扬。

当代那些贪得无厌的贪官们面对这样的世人不感到为丧失气节而羞耻吗？

这样的高风亮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丁汝昌和邓世昌的北洋水师面对强暴的日军“不折腰”。曾记得一次针对美方的发言，杨洁篪严正回应：“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们就没有这个地位讲这个话，因为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多么的铿锵有力，大快人心！

这是中华民族的气节，是民族的灵魂！面对美国等西方势力对我国的制裁打压，不畏缩，不求全。毛主席曾经说过：“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不为五斗米折腰”确实是蕴含有着现实意义！中国人民就要有这样的志气，有这样的骨气，为让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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