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参加了工作，厂领导见我喜欢看书就提名我当厂政宣组负责人，负责全厂的宣传工作，领导腾出一间空房间，按上一张办公桌，就让我开张了。厂领导整出一块长黑板，建立一个宣传栏，领导要求我天天去车间采访，表扬先进，批评落后。每周出一期黑板报，每两周出一期宣传栏。宣传栏是工人们写的学习马列与毛选的体会。征文、约稿工作都是我一人，稿件不够就自己写，另外我还要完成厂向上级的年度总结、领导的发言稿等，我白天上班，下班写稿，常常忙到深夜与中班工人一起下班，有一次为了赶写材料，几易其稿，累得曾晕倒在厂里。我的努力受到了上级部门的重视，评我为系统内的优秀通讯员，并让我去各区县去作讲用。

    1974年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揭矛盾、反复辟、批走资派，厂里三结合的平衡被打破。造反派开始夺权，老干部受到了批判，我是老干部提拔的，无疑成了厂里保守派的代表，我团结部分青年工人与造反派抗争。无果后，造反派掌了权，厂支部书记调离出厂，我的宣传阵地也封了，造反派迫我回车间促生产去了。

    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了，邓小平复出了，厂里矛盾也缓和了，造反派对我也宽松了，我也远离了厂里的战斗，转到了文学创作方面。在区图书馆领导的支持下，我与外单位的书友们成立了工人创作组，我与宋海年、胡永明等成了创作组的骨干，我们常向报刊投稿，可因跟不上形势，常写、常投、常退，没有结果。期间我有首诗引起了《解放日报》诗编辑季振邦的重视，约我去报社谈过话。后来我与宋海年进了“五一工大”文学创作班学习，在工人作家胡宝华、资深老师刘世俊的指导下，我创作了“兵兵的五封信”，“一个团干部的札记”两篇小说与几十首诗。

     1976年文革结束了，大学开始招生了，我开始了大学自学考试，花了七年功夫我拿下了中文、法律双学历。

    凭着大学文凭在1986年我顺利地从工厂考进机关，机关领导见我曾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常将上级征文、调研报告等的应急任务交给我。

    市里有份刊物，要求各区县投稿，于是领导将目光转向了我。我不负使命，一篇“违法广告及其法律责任” 一炮打响，先刊登在市局内刊上，后被市公开刊物《上海工商》录用，这是本区零的突破，领导到市里开会也有了底气。于是许多论文、报告文学的写作任务都接踵而来，内容涉及到企业登记、合同管理、广告管理诸多方面。合同管理方面我除为局里攒稿外，还与上海广播电台《企业之声》专栏合作，为我区合同管理的先进企业、先进个人写稿，让企业法人代表在全市人民面前发个言、讲点话，企业高兴，上级也满意。国家工商局合同司付司长张经在市局领导的陪同下专门走访我区，让机关领导很有面子，于是乎《上海新闻报》《上海商报》《上海工商》《上海法苑》都相继发展我为特约通讯员，纷纷向我约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兵，因写作使领导对我十分重视。

    在这时期我最有成就感的是一篇题为“香烟非法交易禁而不止的原因及其对策”，我提出了取消政府对香烟限额供应的办法，过了不久上海市果真取消了香烟凭票供应的办法。虽不是我个人之力，但我是率先在公开刊物上提出的。

    因平时喜欢动笔头，在机关几乎年年都评为业务先进，写出的文章不少被报刊录用，机关领导将我推荐到区政协。政协委员不仅是荣誉，更要为政府献计献策。

    我在政协的第一篇调研报告是关于物业管理方面的，因我区是经济大区，造了许多楼盘，成立了许多居民区，因物业方面的不完善，上访事件时有发生。揭矛盾、找原因、找对策这是一个大课题，政协城建委责无旁贷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城建委主任是原房地局局长金三益，他自然启用我作为主笔。

    政协的调研是十分认真的，写作前我们调研小组先去各街镇召开座谈会，请各界人士揭矛盾、提方案，然后再走访部分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在取得大量材料后，然后让我分析整理，有疑惑再去调研，反复核对材料。我花了几个月的休息天，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思路，分现状、问题、建议三大部分，初稿写了三万多字，后又压缩到万把字，作为大会发言稿，最终呈报到区领导时，仅用了三千字。后来该文成了优秀提案，专委会成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我也榜上有名。

    退休后机关领导让我发挥余热，调我到一个社团去编辑区级刊物，我不负众望，出了几十本杂志，十余本增刊，受到读者们的好评。

    我虽已再次退休，但还是喜欢诗和远方。在党的二十大召开前夕，我在朋友的支持下，出版了《浦江静静》诗集，反思了疫情期间的乱象，讴歌了基层干部的努力。

    可以说我的一生都与写作有关，虽没写出大部作品，但至今笔耕不止。

    写作相伴了我的一生。写作使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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