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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县八百年的历史岁月中，教化精神逐步成为嘉定文化的灵魂，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化嘉定是如何形成的？教化嘉定有什么特点？读书与教化嘉定有什么关系？日前，嘉定地方史专家、上海市老干部局“秋霞圃”博客团队成员陶继明做客嘉定图书馆“嘉图讲座”，作题为《教化嘉定与读书》的讲座。

嘉定人。嘉定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历史学会会员，也是上海市老干部局博客空间“秋霞圃”团队成员。长期从事嘉定地方史研究，现为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组组长、嘉定区古籍整理小组主编。主编和参与编撰的各种书籍四十余种，在各类刊物上发表文章二百余篇。

1.教化嘉定的形成　　

南宋嘉定十年（1218），嘉定建县。嘉定建县之初，民风慓悍，被称为“顽犷难治”之地，当地的百姓“敢与官司为敌，不奉命，不受追呼，殴击承差，毁弃文引”（光绪《嘉定县志》）。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在百废待举，经济十分困难之际，确立了“教化人民，培养人才”的治县方针，他目光如炬，深谋远虑，这个治县理念对“教化嘉定”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的开端，但教化的形成绝非易事，曾经历了无数人的积淀。八百年来，人文代起，弦诵不辍，风教之隆，冠甲江南。

嘉定民风剽悍，爱国爱乡；嘉定精神是祟尚礼义，开放包容，敢于创新。嘉定人知道向有道德的人学礼仪，鼓励自己的子弟到学堂去学伦理，力求要做个知书达礼的人，礼乐深入人心，士风端正，以饱学之士为榜样，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良好的民风逐渐形成。

2.教化嘉定的文化特色　　

重教祟学嘉定建县第二年，即公元1219年，高衍孙就着手建嘉定孔庙，依庙建学，庙学合一，它是嘉定历史上的第一所官学——嘉定县学，后来称“明伦堂”，即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的意思。不久，嘉定最早的文化世家龚氏十世孙——龚天定在嘉定城北创办了嘉定第一所书院——北府书院。书院由民间集资，向下层社会开放，授课形式自由，有较浓烈的学术氛围和平民色彩。明清时期，嘉定出现了一大批书院，先后有练川、明德、南城、清廉、震川等二十余所，其中以当湖书院和震川书院最为著名。

科举兴盛　自建县前至科举制度废止，嘉定共产生了7000多名秀才，500多名举人、192名进士（其中三名状元：康熙状元王敬铭、乾隆状元秦大成、同治状元徐郙），光绪《嘉定县志·选举志》称：“邑虽蕞尔，人才辈出”。

科举时代，嘉定还产生了几个有名的科举家族，龚氏是嘉定历史上最早的科举家族，龚氏从苏州迁至嘉定后一门共出了龚宗元等七名进士；侯氏一门，出了侯尧封等三进士；李氏一门三进士；钱氏一门二进士；王氏四进士，及状元王敬铭；廖氏一门四进士；秦氏一门三进士；徐氏一门，有进士徐经、状元徐郙、会元徐致祥。

科举制度废止后，嘉定举子和留学生以新思维、新知识与时俱进，参加了清政府学部举行的游学生考试，又有二十余名士子考中洋进士、洋举人、洋贡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人才，再续了辉煌。

名门望族　教化嘉定也需要名门望族的引领，嘉定历史上有十几个延绵不断的名门望族，这些名门望族大都又是文化世家，嘉定民众俗称这样的家族为“好人家”。这些家族对嘉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都曾产生过不可估量的影响。名门望族更是精英人群的产出地和孵化地，是公共事业的创建者和襄助者，是地方社会的召集者和领导者，是慈善事业的发动者和主要捐助者，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士风与学风的养成者和塑造者，在区域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的言行影响了嘉定民风，几乎代出才人，使嘉定教化积薪传火，斯文延续。

更可贵的是近代以来，黄辛白家族、胡厥文家族、顾维钧家族等审时度势，沐浴欧风美雨，接受新思想，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完成了由儒绅之家向新知之家的华丽转身，造就了一批名震中外的外交家、教育家和实业家。

嘉定文派最早提出嘉定文派的是朱子素，他是嘉定竹刻创始人朱鹤的曾孙。嘉定文派最早可追溯到元末明初的邑人王彝，王彝字常宗，号妫蜼子，才华横溢，时人称其为“伟器”“人中杰”，他以布衣被朱元璋召入翰林院，有《王常宗集》传世。明代嘉靖、隆庆时期，昆山著名文学家归有光在安亭江畔聚徒讲学，弟子达数百人之众，声震安亭江，对嘉定文派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震川文集》是嘉定士子必读之书，影响极大。清初学者阎若璩称，明代“隆庆之后，天下文章萃于嘉定，得有光之真传也”。

至明代嘉靖、万历时期，任礼部尚书的徐学谟更是嘉定文派的重要组织者和实践者，还提携了不少后进，他著述弘富，终成一代“制作巨手”，有《春明稿》、《海隅集》、《归有园稿》等传世。到万历、天启时期，嘉定成为江南文气极盛的地方，“嘉定四先生”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程嘉燧等人，有《嘉定四君集》传世。此时为嘉定文派的成熟期，也包括这一时期的文人学者严衍、孙元化、侯峒曾、金兆登等。严衍，以一生的精力，写成了《资治通鉴补》294卷，数百万言；崇祯时期，黄淳耀成为嘉定文派的代表，有《陶庵集》传世。

清代中后期，嘉定文派继续发展和壮大，赵俞、陆廷灿、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曹仁虎、瞿中溶、王初桐、徐鄂、朱右曾、黄汝成、程廷鹭等，都是嘉定文派的重要人物。其中钱大昕、王鸣盛是代表人物，钱大昕称为“一代儒宗”，王鸣盛为“经史学大师”，他们是乾嘉学派的杰出代表。王初桐称为著作大家，有著作40余种，共计632卷。

民国以后，嘉定文派仍在传承发展，如黄世荣、黄世祚、姚明辉、沈恩孚、吴宗濂、张君劢、童世亨、丘琼荪、吴鼎、廖世功、廖世承、顾树森、谭正璧、秦瘦鸥、于光远等，几乎涉及社科各个领域。其中秦瘦鸥的长篇小说《秋海棠》享誉一时；谭正璧一生以布衣著述，共著书130余种，被称为“著作三身”；于光远一生著作达100余种。

嘉定文人学者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追求的大目标，他们留下了数目众多的著作，据史料记载，嘉定有2000余名文人学者，留下了4600余种著作。

3.教化嘉定与读书的关系

嘉定人爱读书，以知书达礼为荣，读书氛围浓厚，教化嘉定的形成，依赖于此。嘉定方言中，“学里”、“学礼”出现得是很频繁的。读书也有两层含义，到学校里求学，即“学里”，学知识，学本领；读书为修身养性，即学礼，读书上进是终身的事。

嘉定人把读书学习看得十分崇高，读书风气代代相传。光绪《嘉定县志·风土志》中说：“风尚朴实，尤尚诗礼”“士风纯朴，文有师承”。

小孩到了学龄，便要入学读书。北宋抗金名将杨滋家的《练西杨氏族谱》有“七岁即使入乡塾学字读书，随其资渐长有知识，择端悫师友，将正经书史严加训迪，务使沐浴诗书之内，出入孝友之中”。

要读正经之书。南翔望族郁氏（于光远家）之《郁氏家谱》中说：“奸盗邪淫之书画，当付之一炬。”只有读正能量的书，才能培养出正人君子。

倡导耕读世家，书礼相传。古人认为传承前辈最理想的家庭是耕读世家。《南翔陈氏族谱》中有“耕读以承先泽，读书以裕后昆”之言，这里耕是生活劳动的意思，读是学习。明代有一位嘉定人陈士源说：“吾家以耕桑为业，平生无过人者，惟以书礼相传。”

读书明理，与时俱进。《郁氏家谱》中说：“至于学问，为立身明理之本。处此文化大昌明时代，更非学问深造，不足以图生存”民国陈家栋说：“职业勿论士农工商，先须读书明理，求知识完全。”

4.嘉定人怎样读书　　

从前，印刷落后，书价昂贵，得书不易，知识不普及。那时候，没有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是西方的概念，嘉定直到1914年才在孔庙文昌建立了第一所图书馆——嘉定县教育会图书馆，只有几千册图书，直到解放前，嘉定没有一所像样的有一定规模的公共图书馆。

在这之前，图书大都为个人所有，就是家境富裕的人家，也不可能备许多书，人们往往为了借一本书要走几十里路。所以得到书后，格外珍惜，会认真阅读。

黄淳耀的故事　黄淳耀读书十分认真投入，有关史料记载说，他从小就不喜玩耍，少年老成的样子，常常点着蜡烛，读书到深更半夜。父母亲担心他身体较弱，怕过分用功会影响他体质。黄淳耀看出了大人的担忧，到了晚上就把油灯拿到其他房间，让父母放心，然后等到他父母睡着后，再到隔壁邻舍家里把油灯借过来，认真读书“尝逮戊夜晨候寝门，亦无倦色”（侯玄泓《行状》）。

钱大昕的故事　钱大昕从小聪明，又喜爱读书，尽管祖父、父亲都是秀才，但因家境不好，家中的藏书并不多。他是神童，早已读遍了家中的藏书。直到18岁时，他到诸翟一户顾氏人家当师塾教师，顾家藏书颇丰，钱大昕看《资治通鉴》以及不全的二十一史。从此“晨夕披览，始有尚论千古之志”（钱庆曾《钱辛楣先生年谱》），偶然读到这些书，决定了他一生治学的道路。

钱大昕一生勤奋地读书、著书，直到嘉庆七年（1802）春天，他77岁，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还在校阅他的著作《十斋驾养新录》，还在看朋友的诗文，他的一生是读书的一生。

谭正璧的故事　谭正璧一生酷爱购书、藏书，称书是“终身的朋友”。他嗜书如命，少年时代因父母早逝，家境贫困，12岁以前，就看了大量的古典小说，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3岁当学徒，因爱读书，逃走后继续求学，后来考入师范学校，平时手不释卷，成为著名作家、学者。他的一生就是买书、看书、藏书、著书的一生，收入除基本生活外，全部用于买书。晚年谭正璧双眼都瞎了，仍口述，由女儿记录，直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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