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上海，延安，北京。蓝苹，江青，李进。山转水移，时空变换，江青总能在自己的名字上弄出新的花样。

“李进”最早与世人见面，是在1951年。是年6月，为了深入揭批电影《武训传》，江青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武训家乡山东堂邑、临清等地调查武训历史。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调查团撰就《武训历史调查记》，连载于1951年7月底的《人民日报》。此长篇“调查记”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前言”里列举了调查团的13名成员，“李进”赫然在目，且注明来自“中央文化部”。“前言”还特别提到三位撰稿人，“李进”也名列其中。

1963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新选入的诗词里有一首七绝，竟然是伟大领袖献给“李进同志”的，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诗云：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几乎与《毛主席诗词》面世同时，1964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也刊载了这首“题照诗”。稍后，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郭文同一版上，还刊出了“庐山仙人洞”照，署名“李进摄”。看来，这个“李进”是颇有来头了。

一般读者只知“李进”非同小可，不会知晓“李进”究竟是何许人。高层是知晓的，少数高层，再次见了“李进”，甚至能琢磨出隐藏其间的政治意味，同时不免忧愁幽思乃至不寒而栗。

“文革”期间，江青自称是文教方面“一个流动的哨兵”(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名“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见《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1968)。此是文雅的说法，如粗俗一点，便是她日后接受审判时气急败坏所言，乃是“他(毛)的一条狗”，“他说要咬的，我就咬”(见特里尔《江青正传》，第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毛短期间让李进高调亮相，实是廓清了迷雾，揭去了伪装，使江青能够正大光明地现身前台。自此以降，李进大可借着毛的雄风，勇往直前。江青在咬人之时，或是在争做娜拉，实现其革命理想；或是在报仇雪恨，一舒郁积；或是在追逐名利，满足贪欲。总之，这个女人压抑太久，积聚了太多的欲望和能量，就待毛泽东发话了。

而毛泽东呢，面临相当孤立的政治危局，几乎不能相信任何人，除了自己的亲人。眼下，亲人里，太子未立而亡，另一个儿子，早已疯掉。毛对此很是耿耿在怀，在倒彭的庐山会议上，毛言及古语“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然后恨恨引申道：“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7月23日，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出版单位不具)唯一可用的亲人，只有自己的老婆了。江青虽有些毛病，但她政治上很强，敏锐，坚定，还擅长点革命之火，有一股敢打敢拼的精神。关键时刻放出去，会收到出奇制胜之奇功。昔日，毛唯恐江青出头，曾阴诫胡乔木，“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现今却不同了，毛明确告诉周扬，“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上册，第26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一些高层，其实已经窥破毛的用心。但制度如此，毛复如此，面对毛江“夫妻店”的强势，他们又能有何作为?几乎是无计可施，他们多数至多只能装聋作哑，做一点“软顶”的勾当。刘少奇似乎做得多一些，比如，在“文革”前夜，他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威望，似有些与毛分庭抗礼的气概；他甚至也放出了自己的老婆，仿佛是要与毛的老婆一决高低。那些日子，两个主席及其夫人，彼此之间在搞大竞赛，直看得国人眼花缭乱，复莫名其妙。

二

毛是信服“诗言志”的，他还特地挥毫书写过此三个大字。毛之“志”乃政治之“志”，故而毛诗差不多全是政治诗。有时，即使是情诗，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也要捎上一句“忽报人间曾伏虎”，平添些许政治意味。只有另一首情诗《贺新郎·别友》，作于人生的恋爱季节，与政治无关，算是较为纯粹的情诗。从已经公示的毛诗看来，毛写给江青的仅有这首“题照诗”。而“题照诗”，全无男女之情可言，有的只是革命之情，政治斗争场上的战友之情。

惟其是政治诗，“题照诗”不欲以情动人，亦不求唐人之神韵，而是偏重革命思理之阐发，大类宋人作风。“题照诗”要在“题照”，而“照”乃人所摄之“照”，故而诗的落脚点在人不在物，亦即在摄照的主人，而不在庐山仙人洞本身。郭沫若解此诗时，曾出于考古学家的癖好，多方考证仙人洞，不仅考出其方位、形貌和景物构成，还考得“仙人”之来历。考证完了，郭氏不得不承认：“主席的诗，和所谓仙人洞本身，看来并没有多么大的直接关联。主席是在为‘庐山仙人洞照’题诗，而不是为仙人洞题诗。”(郭沫若《“无限风光在险峰”——读毛主席〈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人民日报》1964年4月11日)郭氏又找了摄照的“李进”，“李进”送了一张“仙人洞”照片，他这才读懂了“题照诗”。

“李进”的“仙人洞”照，摄得很见功力。照片名曰“仙人洞照”，却不见仙人洞，显得别具匠心。景框中部是远景，大片云海在曲折翻滚，白色的云海之中，点缀着几团黑色的稠云。上部是近景，几许苍劲的松枝雄踞空中。下部林木葱茏，险峰挺立，大约是仙人洞近处的险峰，也是近景。“李进”是一个全面政治化的激进角色，她摄制此照，在构思取景上，似早有政治化的考量。景物不是景物，是政治象征，此富于中国特色的艺术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至于屈原，业已精致化、定型化，所谓“香草美人”即是。毛的革命文艺，接上了这个传统，而且还有一番创造性的转化。像这首“题照诗”，七言四句，通篇都是政治的隐喻，革命的象征。“暮色苍茫”，“乱云飞渡”，一看即知，了无余味，不外是象征压抑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势力。而“劲松”，不外是象征一种劲挺不拔的革命精神或革命者形象。革命者保持革命的气节，任反革命如何嚣张，依然从容面对，巍然挺立。一边是革命，一边是反革命，两种势力在交战，两种精神在较量。至于后两句，换成革命话语，即是说光明在前，胜利在望，革命终会战胜反革命，革命者必能不畏艰险，攀上革命的顶峰。

毛时代一如古时候，“文字狱”盛行，从学理的角度言之，许多时候便是有中国特色的象征传统在发生作用。尤其是那些写景文字，一景一象征，景景皆象征，不以作者的意图为转移，全看接受者如何解读象征。可怕的是，那象征传统，又似乎是一个接受美学的“开放结构”，可正面解读，亦可反面解读，居然都能自圆其说。反右时期，流沙河《草木篇》的遭遇，即是一个明证。按照象征传统，毛的“题照诗”，还可深入挖掘其象征意义。自然，这需要联系一下当时的政治局势。比如，“文革”中的流行解读，一般要联系1961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诸如“国际上帝、修、反势力，反共反华反人民的气焰十分嚣张”，诸如“国民经济发生暂时的困难”，“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趁机和国外的反革命势力相呼应，赤膊上阵攻击总路线”。“暮色苍茫”，“乱云飞渡”，象征的正是此种阶级斗争的严峻局势。而“劲松”的形象，“就是在内外敌人反革命围攻面前巍然屹立的伟大中国共产党，以及她所领导的伟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的形象”。还有，“劲松”也可以象征革命领袖：“不难从劲松这个亲切形象中，看到伟大舵手毛主席在惊涛骇浪中为我们掌舵的雄伟英姿，看到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和许多坚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周总理、江青同志等)的高大身影。”(《毛泽东诗词笺释》，第254-258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飞雪迎春》战斗组编，1968)

“文革”流行的这种解读，固然有深文周纳之嫌，却也不能算是太过离谱，毋宁说它在尘埃落定之后，点破了此前毛只可象征未能明言的政治含义。那“暮色苍茫”和“乱云飞渡”，便解读得十分到位。只是那作为正面形象的“劲松”，解读得有些泛泛，可称作是“过度阐释”了。推测毛的本意，“劲松”可象征他的党、人民和解放军，更可象征他自己，最为要紧的，它必须象征“李进同志”。事实上，江青一直认为“题照诗”是献给她的，她就是毛笔下的“劲松”。往后的日子，江青毫不扭捏地领受了“劲松”这个革命封号，还制作了许多“仙人洞”照，广为散发。遇到重要人物，江青还要模仿“毛体字”，将毛诗抄写在照片背后。1972年，来自美国的维特克访问江青时，就收到过这样一份“珍贵礼物”。

那个时期的“革命人民”，也都认为江青就是毛的“劲松”。一本“文革”间红卫兵组织制作的小册子，收录江青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它的书名就叫作“无限风光在险峰”，插页印有毛手书的“题照诗”，也印有江青的“仙人洞”照。(《无限风光在险峰——江青同志关于文艺革命的讲话》，南开大学卫东编印，1968)天津的小靳庄是江青树立的“样板”，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那里编写了话剧《红松堡》。该剧以小靳庄两条路线的斗争为背景，将年轻的女支部书记宋金秀塑造成“造反英雄”，而将县委书记刘达这位老干部描画成“走资派”、“还乡团”的典型。又是“红色劲松”的象征，又是女的“造反英雄”，这让人时刻联想到江青，而小靳庄作为江青的“点”，自然成了“红色劲松的堡垒”。(《红松堡》见《鼓吹“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三个毒草作品》，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印，1977)

三

“题照诗”早就不声不响写好了，时在1961年 9月9日，离它公开发表尚有两年有余。当时，毛正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精神，乃是延续年初中央确定的调整政策，实质即是继续纠“左”。中共历史上曾有三次庐山会议。1959年那一次，先是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尔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反“左”转入“倒彭”、“反右倾”，因而成为党史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会议。第三次庐山会议，1970年举行，实际上是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林冲突，而以暂时抛出陈伯达作结，实是“文革”历史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亦为人所津津乐道。唯独1961年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大约只是一次一般性的工作会议，不仅一般人不知晓，便是研究者也罕有深论。而细察此会，可不容小看。单看毛诗兴大发而为江青题照，就十分不简单。

那个时候，毛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大跃进已告失败，大饥荒正在蔓延开来。如刘少奇稍后所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不仅如此，从中共的历史经验看来，举凡发生重大失误，主事者是要被人赶下台的。毛自然懂得这些，迫于压力，他不得不后退，从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3月的广州会议，再到5月的北京会议，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调整措施。现在，到了1961年8、9月间，一路退下来，毛对形势的判断是退够了，而且在后退中，一些调整措施已然发生作用，情况在逐步好转。还在上山之前，毛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所以，庐山会议时的毛，直感觉自己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看似悲观，实则是光明无限。此次会议，再次选择庐山开会，似乎暗含走出1959年庐山阴影的考量，仿佛是“从哪里跌倒，又要在哪里爬起来”。这反映了毛倔强的个性，亦表明了毛对形势的乐观态度。

会议于8月23日开幕。果然，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就经济形势发表了乐观的看法。他说，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同上，第1169页)常委其他几位，并非全都认同毛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像刘少奇刚从湖南老家调查回来，他看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严酷事实，此时大约不会认为已经退够了，更不会乐观起来，看一看他稍后在“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上的讲话，就非常清楚了。

看来，这个会议开得并不如毛想象的那样“心情舒畅”。尤其是几位常委，毛明显感到他们信心不足。周恩来发言时，毛当即插话说，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支中《“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及林彪》，载叶匡政编《大往事》，第4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9月16日，大会闭幕当天，毛挥毫疾书，写下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四句，以赠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5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文稿”中“庐山党委”作“庐山常委”，误，有毛手迹为证)李白诗境界弘阔，气象洒脱，吟诵之下，足可消愁破闷，开阔心胸。毛书诗言志，传达的正是一种“有什么了不得”的心境。 　　大会开了20多天，而毛在山上呆了两个月。他下榻的别墅，除了原有的“美庐”，还有专为他赶建的“芦林一号”。毛晚上住“美庐”，白天则在“芦林一号”活动。享受着庐山的湖光山色，毛读书，思考，也游泳，跳舞，还有就是写字。毛确实心情舒畅，因而书兴大发，集中写了许多字，据说字也写得尤其见功夫，“代表了毛泽东书法艺术上的一个辉煌岁月”(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6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江青也上山了。她不得同毛住在一起，只能别住一处。她精通摄影术，喜欢摄影，尤其喜欢拍摄艺术化的寓意深刻的照片。那两个月，毛兴致好，江青便带了毛，找寻别具一格的景致，大摄其影。毛倒是特别配合，任凭江青摆弄，留下了不少仪态万方的艺术照。

四

可是，江青那著名的“仙人洞”照，并不是此次庐山上所摄，它摄制于1959年的首次庐山会议。众所周知，那次庐山会议，起初与会者也是心情舒畅，说是要开成一个“神仙会”。毛也是情绪好，甚至忙里偷闲，接贺子珍上庐山，进行了一次旧情重叙的秘密会见。江青此时并不在庐山，她也不是像小道所传那样，听闻贺氏上山，遂醋意大发，不顾一切上了山。江青正在北戴河，忽上庐山，据她自己透露，实是毛的旨意。风云突变，“神仙会”变作了“倒彭会”，毛给了江青一封短信，说自己正在庐山倒彭，还附了回击彭德怀的草稿。江青急忙回电，表示即刻飞赴庐山。(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第303页，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6)江青就这样上了庐山。其实，庐山上紧张的政治斗争并不怎么需要她，像往常一样，江青陶醉于摄影艺术的美妙里，“仙人洞”照便是此间艺术活动的代表作。

有了“仙人洞”照，还不能即刻获得毛的“题照诗”。1959年，尽管“大跃进”败象已露，毛却很不以为然，他仍然是坚守一贯之道，左右开弓，有左反左，逢右反右，根本无力省思“总路线”之“左”的实质。庐山倒彭，固然紧张，却也不过是一时的紧张，局部的紧张，远不到离开了江青无以运作的地步，更不需要江青秉承旨意而冲锋陷阵。1959年，毋宁说毛仍是比较讨厌江青的。那年3月，毛在武汉，正在观察和思考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问题，准备4月上旬在上海举行中央全会。江青也在武汉，毛觉得她碍手碍脚，干扰了工作，不想让她同去上海，遂委托秘书林克，说服江青改去杭州。(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第99—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960年，借了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好形势，毛意气风发，“继续跃进”。败象固然暴露无遗，但毛在危机中静观事态发展，谋划走出危机的对策，只是毕竟未到反击的时候，也就不必放江青出头。

这样，江青怀揣“仙人洞”照，必须要等到1961年9月，才能等来毛的“题照诗”。此时，毛既已认定自己不能再作妥协了，也就是说退到了谷底，不能再退了，那么，他接下来的动作，便是准备反击。而江青，作为他反击的炮手，该是给她自由，放她出头的时候了。也正是此间，毛似是有心调整与江青的关系，他已是做足了姿态，和江青登庐山，望长江，流连山水之间，还甘愿做道具，让江青调来遣去。这样一幅琴瑟和谐的图景，近十余年来，确乎难得一见。

从9月的庐山下来，天气转冷，毛的心头却是愈益发热。苏联的“修正主义”正愈演愈烈，党内亦不时传来不合时宜的杂音异调，政治空气应和着自然天气，真乃“寒气逼人”。毛惯于从深渊看见天光，饥荒尚未息止，可他看见的或愿意相信的却是这样的图景：“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这一首连同其他几首喜吟“大丰收”的诗，刊于1961年12月28日的《光明日报》副刊，毛见到后，极感振奋，认定这几首近乎“打油”的诗确真是“好诗”，并且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七千人大会”的与会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18-619页)压抑和忿恨锻造斗志，亦能激发诗情，毛在庐山上已然焕发的诗情，进入1961年的秋冬季节，更呈汹涌喷薄之势。其间，毛或自作诗，或题诗、引诗、谈诗，约达七次之多。(见《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毛诗中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豪情与斗志的著名篇什，诸如《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和《七律·答友人》，均产自这短暂的几个月。

毛诗情弥漫、斗志昂扬之际，江青也按照毛的旨意在行动。1961年11月19日，毛精选了一批材料，一一批注“江青阅”，末了，还不忘写下夹杂私情的批语，曰：“一批材料，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603页)毛此举乃是富于政治意味的大动作，不仅是因为此前毛向江青直接批示材料十分罕见，而自此以往才逐渐多起来，更重要的是，作为毛的秘书，江青所司主要在国际方面，而此次毛批示的五种材料，国际方面仅见一种，其他四种均是国内材料。如是看来，政治气候在变化，毛江关系在升温，“娜拉”不再是“玩偶”，她终于获得了大好机会，开始“破门而出”。

江青曾坦白地告诉维特克，“文革”的前奏，始于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1962年至1966年发生的北京京剧汇演事件，多篇有关海瑞文章发表都为文革爆发做了前期铺垫和准备”(《江青同志》，第298页)。江青还说：“调查早在1961年就开始了，到1963年就采取行动开始进攻。”(同上，第299页)江青提到了四个年份：1966，1963，1962，1961。如果说1966年是总反攻，那么，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是总反攻的“前奏”。而1962年和1966年之间的1963年，则是开始转入明目张胆的反攻；不过，相对于总反攻而言，是规模较小的局部反攻。八届十中全会也并非横空出世，它也需要酝酿和准备，那么，此前的一整年，即1961年9月至1962年9月，乃是“前奏的前奏”。也就是说，从1961年9月开始，毛已着手酝酿反击。1961年9月，毛“献诗”庐山；1963年12月，“献诗”公开面世。这两个重要的时点，前者开始酝酿反击，后者开始局部反攻。诗与政治进攻之间，竟有如此奇妙的一一对应关系。江青的“夫子自道”，正吻合上文关于毛庐山“献诗”的分析。

(作者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