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妈施松卿是新华社对外部特稿组高级记者，是现当代文学大家汪曾祺的夫人。

 
   当她躺在病榻上，依然是那样富有魅力。她是我父亲的堂妹，生于1918年3月15日，比我姑父汪曾祺还大两岁。 
   小时候，她先在老家福建福州长乐，后又在南洋马来亚（独立后改为马来西亚），跟着母亲四处奔跑。她父亲的收入按当时国内标准来说还是不错的，因此在老家起了房，买了地，日子过得还很舒坦。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当地著名侨领。

    我当时就读于她家所在地道北镇。我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了由中国共产党编撰出版的抗日救亡歌曲集《民族呼声》，其中就有《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由于我的三叔公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分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1998年我偕老伴佩庆，来到阔别了51年的道北镇育智小学时，还见到墙上挂着他老人家一张遗像。
    松姑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3个妹妹，在兄弟姐妹中，她是绝对权威。对于她弟妹读书不用功的话，她是很严厉的。因为她年纪大些，还因为她的书一直读得很好，很受父母的宠爱。她先是在当地上小学，后来又到新加坡南洋女中。福州毓英女子初级中学读初中，以后又在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和香港圣保罗女子学院读高中。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上高中时还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让她的校长大为高兴。她的体育也可以，游泳、羽毛球都不错，还是校排球队的，打二排中。

 
    1939年，松姑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姑父汪曾祺是同一年。在西南联大，松姑先是读物理系，和科学家杨振宁同学。但是不久便觉得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以后又得了肺结核，学业更是时断时续，难以跟上进度。于是，一年之后她便转到了生物系，想继承父业，向医学方向发展。当时联大学生转系相当普遍，而且理科、文科可以互转。

 
    松姑由于休学一年，学习又是断断续续，因此毕业时间相应延长到1945年夏天。毕业之后由于当时新加坡已被日军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她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为了谋生，她到了西南联大校友办的中国建设中学教书，在这里遇上了姑父汪曾祺。

    关于与姑父的结合，这里还有一段故事。最近读了当年她的老同学许渊冲教授回忆文章中数处提到松姑：
许渊冲教授在文章中说:
  “我第一次见到施松卿是在1940年9月的阳宗海滨。那时联大同学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举行了几次跳舞晚会，跳的是圆舞和方舞，就是男女同学围成两个圆圈或者两个方阵，男外女内，手挽着手或背靠着背地边唱边跳。施松卿长得清清秀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小巧玲珑，能歌善舞，行屈膝礼时显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有人说她是林黛玉了。”

  “联大男同学远远多于女同学，追求施松卿的男同学很多，如外文系就有赵全章和袁可嘉。赵全章也是一个才子，写的散文像何其芳的《画梦录》，1941年在美国志愿空军做英文翻译官的那时候，他的同班都是中尉，只有他一个人鹤立鸡群，评为上尉。
    袁可嘉是一个诗人，1946年就写过《沉钟》：
   “让我沉默于时空，/如古寺锈绿的洪钟，/负驮三千载沉重，/听窗外风雨匆匆；”
    后来他成了研究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专家。

    他们两个人和汪曾祺都喜欢施松卿，都想月宫折桂；施松卿口里说：
  “中文系的人土死了，穿着长衫，一点样子也没有，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
    但她并不爱外文系的散文诗，却把桂冠给了中文系的小说家汪曾祺，让袁可嘉“听窗外风雨匆匆”去了。后来我送他们联大回忆录《追忆逝水流年》时，在扉页上写了两句：

             同是联大人，各折月宫桂。”

    谈到大学的往事时，松姑常常很得意地说，在西南联大，人们叫她“林黛玉”，因为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又有病，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
    还有叫她：
 “‘病美人’的。”
    当然，她的本意不是说自己有病，而是有病时尚且如此之美，没有病就更不用说了。松姑在外面给人的印象确实不错。就是晚年和姑夫一起到外地时，也还是头是头，脸是脸的，很有风度。
    女作家铁凝说：
  “她像伊丽莎白女王。”
    在她临终前躺在病榻上，护士还说：
   “这老太现在尽管病到这个地步仍然是眉清目秀的。” 
    1947年，她从云南回到长乐乡下，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正在乡下度假。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大大小小一大帮子人，整天簇拥着她，要她请客到离家不远的潭头镇上去吃馄饨。
有时我们又一起去游泳，个个晒得像小黑炭似的。现在我还保存有一张当年拍的“游泳归来”的照片。
    有时也有例外情况。“文革”后期，一次，邮递员到家里送包裹单，需要签名。松姑开门，邮递员上下打量了一番，犹犹豫豫地冒出一句话：
  “老太太，您识字吗？”。
    那天她上穿一件旧毛衣，下面是一条没有罩裤的棉裤，颜色还是绿的，活脱一个家庭妇女。她在家里经常是这样的装束。
    到了后来，松姑的精力也越来越不济了。我从上海给她寄来的300元稿费，可她一转眼之间就把凭据弄到不知去向，丢了就算了，可她偏偏把凭据上的号码又告诉给邮局，这下可糟了，原本还可退回原处，这下，可被人冒领掉了。
    又一次，有位师傅来家帮忙修理东西，临走，她拿着一瓶酒，对那人说：
  “师傅，这瓶酒带回去喝吧！”
    当家人回来才发现那是一瓶价值几百元的五粮液酒。
    最后一次，当我在病床上再看到她时，她已是面目全非，语无伦次。
    我问她：
  “你还认得我吗？”
    她说：
  “你是特务，是陈希同的人。”
弄得我哭笑不得。
    至于松姑，虽然很少谈及个人隐私，但不经意中也透露出在联大时与一些男同学有所交往，其中和一个福建同乡关系不错。此人是历史系的，毕业之后便出国留学了，走后还从美国给她寄来治病的药。当时这种药十分稀贵，于是她转手便把它卖了，贴补生活费用。两个人虽然远隔重洋，再想进一步发展什么关系好像难度很大，可是有一年她在上海就接待了这位来自太平洋彼岸的神秘人物。
    那天，我到上海延安饭店看她，他说有一个同学从美国回来，正在复旦大学讲学，当时她讲话的神情神秘兮兮的，很像年轻人就要见到恋人时的那种神情。后来我通过上海她妹妹竹青姑才了解到事情的原由。    
    我的松姑是乐于助人的，1974年，我在北京编撰《英汉农业机械词典》期间，她要我帮她为单位里的一位同事介绍一个对象。为了此事，她约双方在自己家中会面，姑夫也为此忙乎了一整天。所介绍的对象也非等闲之辈，而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侄女于尔辰女士，我们戏称她为“鱼儿”，她也是新华社记者，与姑妈在同一个单位。
    有一年，她到上海出差，不去住星级宾馆，却屈尊住在我们大通路旧屋阁楼上，尽管条件很差，但他的心情却很好，整天聊个不停，她对我说：
  “南洋有许多事情很有趣，将来，我们一起来写本小说。”
    可惜她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能实现。
    我每次到她家，不管是在北京甘家口，还是在蒲黄榆，她都是那样热情接待我，都有许多说不完的故事。
    最后一次我到他们虎坊桥新居，松姑已住院了。由此，也引出了一段不小的遗憾，那就是，我1973年就认识了汪曾祺，可是几十年，有数十次见面机会，却没有一次能和他好好谈谈，而所有时间都是和松姑海阔天空的神聊，汪曾祺却躲在他的房里干他自己的活。每次告别的时候，她总是穿过天桥把我送到公交站头。

    最使我无法忘怀的是：1997年我突发胸闷，在电话中告诉了她，一天，她特地打电话给我老伴。她说：
  “佩庆，你要好好照顾施行，不可大意啊！”
    那知道，现在，我依然如故，而她却远离我们而去，她的这些话竟成了最后诀别的遗言。

                       1998年9月10日于上外中山大楼
                2004年1月11日补充于上海海虹苑玩年斋
   本文写成后首先发表在北京《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63期，接着被《作家文摘》选登，后来又发表在《温州晚报》上。被福建《长乐论坛》刊发后题目改为《长乐的另一个才女---施松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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