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知青战友讲父辈的故事

唐德华

    1968年8月，我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11连时，连里已有一群北京知青。他们来自北京110中学，其中不乏高干子女。我听说小贺和小杨的父亲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让人肃然起敬。

    如今，全党正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我想，这些知青战友父辈的故事一定很精彩，何不了解一下，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也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微信联系小贺和小杨后，小贺很爽快地答应了；小杨比较低调，不愿多说。我反复说明，讲好革命前辈的故事，不是显摆和炫耀，而是用文字记载历史，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通过沟通，她俩向我叙述了她们父辈参加革命的经历，有了以下几个小故事。 

（一）把马让给兵

    小贺的父亲叫贺翼张，江西永新人，与贺子珍同志同村。他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2003年去世。小贺告诉我，她父亲在世时从不讲自己的革命经历，直到在八宝山为她父亲举办追悼会，通过一位前来送别的耄耋老人之口才得知父亲关爱战友的一桩往事。那位老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她充满感激地反复对小贺说：“我代表我已故的先生来送别他的老上级。我先生在世时一直感恩，他的命是你父亲救的。没有你父亲，早就没有他，更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原来，长征过草地时，当时她先生还是名普通战士，因为打摆子（方言，指疟疾）发烧倒在草地上走不动，眼看就要不行了。“你父亲当时是二、六军团18师供给部政委，配有一匹战马。他看到有名士兵病得厉害，立刻吩咐警卫员将战马牵来，扶士兵骑上去。”老人老泪纵横，“就这样，那个士兵骑着老贺的马走了七天七夜，老贺自己却一路步行。终于走出草地，士兵得幸活了下来！获救的战士就是我先生。”后来，这位战士跟着部队到了延安……解放后，官至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少将军衔。此事虽小，但足见红军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优良传统。官爱兵、兵拥官，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

上图：小贺父亲与警卫员

（二）绝不搞特殊

    1949年2月，小贺的父亲进京后被彭真同志留下，担任北平（京）市宣武区第一任区委书记。后多次工作调整，曾任北京市建材局局长、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直至离休。他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平时上班，他和大家一样在职工食堂排队用餐。有时食堂工作人员打饭时想多舀给他些荤菜，他会立刻严肃拒绝：“我跟其他职工必须一样！你要多给我，这顿饭我就不吃了！”工作人员见他态度坚决、说话认真，再也不敢多给他打菜了。

    “文革”中，小贺和妹妹都下乡到了兵团。谁知家里突遭变故，另一个妹妹于1969年因白血病去世，父母身边没了子女。按当时政策，可以调一名子女回京照顾双亲。1972年，小贺按政策调回北京，她妹妹得知后，也想让父亲找门路把自己办回去，谁知父亲断然拒绝：“你姐姐回京，这是党的政策照顾。假如再把你办回来，那就是搞特殊化了！作为党的干部，这事绝不能办！”小贺的妹妹为此不开心，甚至好几年都不与父亲讲话，直到知青大返城时才回到北京。很多年后，小贺的妹妹了解父亲为人后才逐渐释怀，为有这样的好父亲感到骄傲。

上图：小贺父亲书法作品

（三）无麻药缝针

    小杨的父母都是老红军。年少时她深为自豪：“国家广电部一共六七位老红军，我家就占了俩。”她的父亲是四川巴中人，早年带着两个妹妹参加革命，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途中，小杨的两个姑姑先后罹难，而她父亲则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父亲英勇，母亲也巾帼不让须眉。抗日战争时期，小杨的母亲在太行山一带打游击。她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战斗中被炮弹炸伤，一块弹片擦过眼角，撕开一个大口子，鲜血如注。简单包扎后，小杨的母亲又继续投入战斗，直到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才被人送到后方战地医院。医生解开纱布，看见这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眼眉上开了个一寸多长的口子：“必须缝针，否则会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大伙也七嘴八舌地说，“大姑娘家的脸上有个大疤，今后嫁人都难。”缝针可以减小疤痕，但当时完全没有麻药。“那就缝吧。”小杨的母亲沉思片刻，一脸坚定，“你们把我的手脚都捆紧了，这样再疼我也挣扎不了。”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医生硬生生地用钢针把伤口缝合起来。小杨的母亲忍住疼痛，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淌了下来。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也始终没吭一声，她咬紧牙关，紧握双拳，双脚却下意识地乱踢，竟把旁边的一名护士踢了一个跟斗。后来每当讲起这事，小杨的母亲虽心有余悸，倒也淡然：“革命就不能怕疼怕流血，甚至不能怕牺牲！”。

    北京知青父辈的故事讲完了。虽然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已经驾鹤西去，但他们的革命故事将永远流传，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人永往直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上图：小贺、小杨演《逛新城》，我和她俩合影

上图：小贺（右）和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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