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教、思   勤一世

庄关通

      我的求学路有点特殊。我父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夫，但他给我创造条件，让我7岁时进了吴江师范附小。1952年，我小学毕业，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自作主张考进了吴江师范。之后的求学路全是国家安排的。1955年，我不满16周岁，初师毕业，年级里部分同学当小学教师，我和年龄小的同学进新苏师范读中师。1958年，中师毕业，我又准备工作了，但新中国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急需壮大中教队伍，我和部分同学进江苏教育学院，我被安排在中文系。

      就这样，初师、中师、高师连续读，我学了三回心理学、教育学。

我的“读”

      我进小学，父母对我的指导只有4个字：“用功读书”。而这篇里的“读”，仅指课余、业余的读书。

      我喜欢阅读，但小学、初师时，只能说是“随意读”。中师的语文课分成“文学”与“汉语”，“文学”以史为序，编入古典文学精品，我学得很来劲。课余，我喜欢读中外著名人物的传记。我爱绘画，美术类书籍看了不少。

      我珍惜读高师的机会，当时脑子里只想一个问题：两年后怎样做好中学语文教师？所以，与同学们一样，争取又红又专，积极投入学院组织的社会活动和劳动锻炼。在专业学习方面，我认定一条途径，努力由课堂所学拓展开去。

      课程上没有文学概论，学的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我由此拓展，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文专业应该拓展阅读的书籍，我都想读。学院图书馆借不到，就到新华书店买。买不到新书，则到夫子庙书店买旧书。【决心很大，到刻字店刻了牛角藏书章。现在手头上留着藏书印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诗经选译》《春秋左传读本》等，就是当时买的。可惜，有几十本那时买的专业书，在“那十年”里丢失了。】实在买不到的书，我就上南京图书馆阅读，还曾托南京师院的同学借。两年“拓展读”，效果真不差。

            1960年，我毕业，分配到苏州高师函授站，又转入苏州教师进修学院、苏州师专。61、62两年春夏去南京编写江苏农村中学语文教材教参。1962年，师专停办，我到吴江盛泽中学。1964年到县城，当中学语文教研员，曾以教研员身份在平望中学蹲点。1965年到昆山、常熟参加社教工作。1967年回吴江。后来，当过县报道组负责人、县委宣传部理论组组长。1979年回教育岗位，做过普中、省重点中学、苏州教育学院吴江中文大专班教师。1987年调进江苏省吴江师范学校，当教师，后主持教导处工作。

      在岗的岁月里，岗位变化多，工作性质差异大，我要将各项工作都做得令人、令己满意，我的读书除了专业书籍之外，势必采取“按需读”原则，涉及多方面：

      包括政治：读马列原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类书籍，读《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选读《红旗飘飘》丛刊的文章，读《中国革命史》。

      包括教育：读《学记》，学《论语》《孟子》中的教育观念，读陶行知教育论著。

      包括历史：选读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中很多人物传记，摘录大量资料。

      包括文化：读《中国古代文化史》，读各种分类文化概说。

      包括科技：读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影响历史进程的100项科技成就》等。

      包括语言：语言学几个分支学科如文字、词汇、方言、修辞等的书籍读了许多，还查阅很多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2002年2月，我退休，退休后的“读”，是“按需读”加“随意读”，呈六“多”状态：

      买书多。在岗时想读而没读的、退休后读得多。方志类书籍查阅多。有助于做好“关工委”、“讲师团”等工作的各类书籍读得多。同窗、学生朋友、修辞学会会友、微信好友赠送给我的书读得多。【单是同窗挚友王希杰、陈新赠书就有二十几本。这两位同窗都走了，睹书思友，痛悼！】读书笔记写得多。

      眼下，我虚龄87，还每天都读书，习惯成自然。

我的“教”

      我的教，首先是学校教。1955年5月初师毕业前，我到同里南濠街小学实习，未成年的矮小少年我，教四年级语文和美术。1958年5月中师毕业前，我到八坼黑龙头小学实习，单班复式，一到五年级30多名学生，我教语文。

      高师毕业后，如前所述，我在多地多岗位上辗转18年，1979年回到学校，校领导叫我教啥，我就教啥，而且认真教。课务加兼职，负担一直很重，但我力争量足质高。

      在八坼，我教80届高中两个毕业班。

      在震泽，83届、84届都各教高中两个毕业班，兼教研组长。

      在吴江教师进修学校，教中文大专班“文学概论”、“中学语文教学法”，兼班主任。

      在吴江师范，我工作14年4个月，教语文，并主持教导、教务工作12年半。吴江师范1962年停办，1984年批准复校，名为“复校”，实是另起炉灶。因此，管理学校教学工作的12年中，前半段，我忙着落实中师教学方案，确立学风、教风、校歌，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教学管理的制度、措施。后半段，适逢中师转为大专，课程设置变动大，师资紧缺，我团结教师们以自力更生为主，开足各门大专课，自己带头上《古代文化常识》、《大学语文》等新课。

      我的教，其次是家庭教。养不教，父之过。我父亲是文盲，但勤俭，厚道，刚韧，敢创。我感到父亲教我最多、最有效。受父亲影响，加上读点书，形成我不忮不求、不愧不怍、不亢不卑、不矜不伐的脾性。我有责任将父母的好品格传下去。

      在震泽中学任教时，我妻子儿子在松陵，读小学的儿子有时不听妈妈话，就安排儿子转学到震泽。我当爹又当妈，严爱交融引导他，结果他品学兼优。

      在儿子身上取得经验后，我一退休就将孙女作为学前家庭教育的实验对象，助儿子、儿媳一臂之力，使孙女多方面能力得以有效培育。2011年7月，新泾镇接受国家妇儿工委评估检查，我家作为全市唯一一户小学生家庭接受检查组上门走访，拿出家庭教育10方面资料，得到专家们一致好评。之后我们再接再厉，孙女在小学、初中、高中都成为年级里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我的教，还有社会教。退休后，我的主要自律是“学而不厌，助人不倦”。2005年，全家搬到长宁区新泾镇福泉居民区后，我先后应邀参加6方面活动，而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2006年，我成了关工志愿者，我视关工志愿者为社会教育的执教者。2007年，我当新泾镇关工委读书指导组组长，同“五老”们一道，指导中小学生读书、写文章、练演讲。我主动创办“70·12悦读班”，坚持10年，想增强学生学好语文的信心，想尽力纠正学法（作文“抄、套、造”，囫囵吞枣读文言文等）。

            1955年，同里镇小学生叫我“庄老师”；2025年，新泾镇的学生叫我“庄老师”，时空大变，我心不变。

我的“思”

      我喜欢多思。遇疑遇难，往往想“是什么”，认准性质；想“为什么”，明白事理；想“怎么办”，寻找方法。

      我希望学生养成“勤奋、博学、多思、创新”的学风，这8个字正是我的自律。勤奋为前提，博学打基础，多思是关键，创新看成效。

      善于多思，就能创造性地搞好本职。比如，我认为解决语文教学种种弊病，其关键在教师，为此，经过反复论证，我提出 “六合立体”的语文教育观（品、听、读、说、写、用）。我主张整体地培养语文能力；主张上课时教师要把功底、情感、谐趣、民主带进课堂；主张为解放学生、教师首先要解放自己；主张语文教师要练好自己的耳才、口才、文才。

      再如，为了利于扭转部分语文教师教学口语不得法的状况，增强课堂教学效果，经多方面思考和实验，我提倡课堂示现、曲问、双重比较等教法，提倡文言文课堂补注、改注、再注等教法，提倡运用课堂肯定性评语、追加性口语、想象性口语、民主化口语。

      我作过问卷调查，了解到师范生中存在封建迷信思想，经多角度斟酌，我聚集了86则故事，1997年出版了16万字的《正与邪的较量——古代破除迷信故事精选》，并让该书具有独特体例，“鉴古事，破除封建迷信为其经；读古文，训练听说读写作其纬”。既利于学生提高思想认识，又贯通了学古文、讲故事、写感想。此书也得过奖。

      教语文是我的本职，尽管担子重，我依然有业余研究中文的爱好。读高师时，第一学年我很爱古典文学，但一篇小论文改变了我业余研究的重点。1959年5月，我在《中国语文》上读了唐启运先生的《毛主席的比喻》。那时我已经学过毛主席许多著作，摘录了精彩的比喻，我觉得唐先生对毛主席的比喻已作了深刻研究，但对多样性比喻谈得不多，于是挤时间边读边研，撰写《联合比喻的作用》，1960年1月完稿。

      我以同窗朱泳燚、王希杰为榜样，将此文邮寄给《中国语文》杂志社。《中国语文》1960年第4期刊登了它。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因为这杂志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术刊物，规格很高。1990版的《汉语修辞学史》和2000版的《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都以二百多字介绍我这篇小论文，说它“比一般修辞著作论述比喻的内容要具体深刻得多”。【后来我才知道唐启运先生1929年生，北大中文系毕业，是中国老一代语言学家。我当时议论他的论文，属“初生牛犊不怕虎”】

      就是这篇短文，使我确定以语言学、修辞学为业余学习和研究的重点。1982年，我就加入江苏省修辞学会，但由于工作负担重，长期无法带着论文参加年会。1989年，省修辞学会决定1990年的年会放在吴江召开，这迫使我必须拿出论文来。而那时我刚开始负责吴江师范教导处工作，课务教务两头忙。苦思冥想，我决定针对高校《现代汉语》“辞格的综合运用”论述中的弱点，针对高中语文课本中修辞格练习题不科学的现象，解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几个月里，我常常熬夜，终于累出一篇5500多字的论文《辞格群》，交流于1990年秋那届年会，引起了没预料到的良好反响。

      “辞格群”概念传播后，学会会长、南大教授王希杰希望我进一步研究，写出学术专著。我苦干两年多，1993年拿出11万字，王希杰写了长篇代序文章。《辞格群》很受高校《现代汉语》教师欢迎。1998年版《中国修辞学通史•当代卷》列入一节“庄关通的《辞格群》”，2000年版《二十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列入一节 “庄关通的《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都作了肯定性介绍。这本《辞格群》如今在“百度学术”上有电子图书。

      调研—学习—多思—撰稿，我课余业余动笔所得，发表于杂志37篇、学报8篇、报纸15篇，编入书籍24篇，交流于江苏省修辞学会研讨会5篇，交流于汉语修辞和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5篇。另外，发表于政府部门、团体印发的报刊、文集（无书号、无刊号），大约有50多篇。

      在知网、百度学术、道客巴巴、正道语文上，可以见到我的文章17篇。其中，从晏子看言谈得体、从韩愈看修辞立其诚、玉文化、“辞格群”、正教语文研究等，都影响甚好。

我勤苦，我无悔

      我勤苦一世，简单说，是环绕四个不忘担当——不忘长辈的担当，不忘教师的担当，不忘党员的担当，不忘做人的担当。我不愁吃穿不愁钱，只愁缺时间。为了挤出时间，我少睡，少旅游，少看电视，少参加聚会，少接待亲友探望 ，甚至多次带病工作。对此，我无悔。

            1979年初我回到教师岗位，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告诫自己必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退休后坚持学而不厌、助人不倦。

      我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吴江市委、市府授予我“吴江市名教师”称号，苏州市教委评选我为“苏州市教育科研学术带头人”，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我为“中等师范学校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精神文明办推荐我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工作者”。党和政府鼓励我，我则仍须不断前进。

      在如今这个新时代，爱国和爱家能够完美统一。我父亲长期过劳，1979年因病去世，年仅70。我认真实施父亲的遗嘱，和妻子一道孝顺母亲，团结弟妹。眼看弟妹们子辈、孙辈的生活都很幸福，我欣慰。而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在长宁区新泾镇已平安生活了20多年，2012年被评为“第八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现在是一家五个“师”：老，是老教师和药剂师；中，是两个建筑师（两个985大学的教授）；青，是ID与UX设计师。老尚有自理能力，中青们正干得欢。

     【我这篇里，只写“我的教”，没写“教我的”，但今天是教师节，我须感谢所有教过我的老师！（行鞠躬礼）】

                           （完稿于2025年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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