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上海的城南旧事 （五）华商电气公司
一盏灯，点亮上海
上海的城南旧事
（五）华商电气公司
外滩的煤气灯（左）和外白渡桥上的电灯（右）
1882年7月26日晚间，南京路上亮起了第一盏夜上海之灯，而时任上海道台的邵友濂，却照会英国驻沪领事馆要他们停用，并告知租界里的中国商户不准用电灯，以免“电灯有患，如遇不测，将焚屋伤人”。
20世纪初南京路上的电灯，上为即将淘汰的弧光灯，下为正准备安装的新式白炽灯
1894年上海新来一位知县黄爱棠（1842—1909），经过三年的老城厢十六铺实地考察调研，与当时上海海关道宪蔡和甫商议，决定“参照租界办法”，创办南市电灯厂。拨银4000两，向怡和洋行（英商）租借蒸汽发电机1台，聘请该行技术部经理大罗司（A·G·Dallos）担任帮办，于1897年下半年在十六铺老太平码头附近开工建设。
清政府官办南市电灯厂
1898年1月21日，也就是旧历除夕的那天傍晚，黄知县率领一群大小官员，亲临十六铺老太平码头现场观看试灯，情景颇为壮观。
从第二天晚上起，三十余盏路灯沿黄浦江边——华人自筑的第一条新式马路“外马路(后改称里马路，即今中山南路)”上，集体亮相，齐方光芒。
过去这一带居民一到傍晚，都纷纷往租界内跑，造成租界里热热闹闹，华界却冷冷清清；现在每当华灯初上，各商号门庭若市，观灯、购物的人，络绎不绝，致使十六铺市面也有了显著改观。
资料图片（上海市电力公司供图）
当时上海有竹枝词云：“电灯地火照更深，海市居然不夜城。四达通衢同白昼，红男绿女逐宵行。”自此上海就有了“不夜城”的美称。
（1898年1月25日和1899年8月27日《申报》分别以《光明世界》为题报道南市路灯放光的消息）
《申报》也曾以“光明世界”为题，用“日坠崦嵫，电光大放，九衢四达，几疑朗月高悬”等语，报道南市路灯亮光的消息。
黄知县创办南市电灯厂这一善举，深受上海士绅民众欢迎。清政府曾两次拟将其调任别处，都被上海民众挽留再三，在上海一直当了七年的“七品芝麻官”。
南市电灯厂建成后，由南市马路工程善后局管理。1903年善后局新任的总办翁子文，迁厂于十六铺南面的行仁码头处（今行仁里）一块空地，买下原先租借的一台发电机组，同时向国外另购了一套发电设备，能供应1400盏电灯。并聘请荣华洋行一名工程师帮助安装，于当年10月30日建成发电。
此时，电灯已从过去仅用于马路或官府机关照明，逐渐推向沿马路的商店民用，派警察照看并以警务名义向商店开始收取灯捐。1904年又拨银4800两，对电灯进行全面更新，将全部旧灯换上洋铁皮框镶有玻璃罩的新灯。1906年4月，南市电灯已发展到1010盏；1907年10月30日李平书在紫霞殿（今紫霞路、篾竹路口）创办了上海内地电灯公司,放灯4000余盏。由于前者不善经营，后两厂合并，改官办为商办，这样就诞生了上海第一个民族资本电力企业——更名为华商内地电灯公司（也是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之一），专为上海华界供电。
上海内地电灯公司办公大楼
1911年后，由民政总长李平书推荐，聘请陆伯鸿为华商内地电灯公司经理，从此陆伯鸿做起了实业，从接管一家电灯公司开始，此后他既做电灯又做电车，一辈子开始跟电打交道了。
上海内地电灯公司车间
1918年1月27日 ，身兼华商电车公司、与内地电灯公司两公司总经理陆伯鸿，素性将两公司合并，改名成一新公司——上海华商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就位于今天南车站路564号。
让华界中国人和洋人一样用上电灯
初建公司时，用重金聘德籍工程师高翕（E. Hocher）和奥斯特为常年技术顾问，并由他们主持新电厂的设计和筹建工作。此外，公司还用年酬金高达500银两，聘法律界著名人士章士钊，为该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公司早在合并前，用户中已发生有私接窃电，虽采取措施，仍禁而不止，愈演愈烈。公司成立那年4月间，就查处窃电者20余户，灯80余盏，后因用户恳求，公司对初犯者就从轻处罚了。同年6月又查出私接者80余户，这次就按章办事。后来就连军警、政府机关等也发生窃电事件，于是公司通过董事会向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反映引起重视。1933年12月13日，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张人杰、内政部长黄绍竑终于联名签发了《取缔军、警、政机关部队及所属人员强用电流》的第一号通令，依法追究当事人窃电责任。《检查窃电及举报窃电奖励办法》和“自禁私查窃处罚条例”实施后，窃电案才逐年下降。
街头更换电灯泡
由于陆伯鸿数年内经营有方，南市的电灯由过去1000余盏，猛激增至7万余盏，公司也转亏为盈。照明设备电灯与两个租界内的英、法经营的不相上下，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在此后不到20年的发展中,华商电气公司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成立当年，每千瓦时电力耗煤约1.5公斤，1931年降至1.33公斤，至1936年降至1.14公斤，5年内共降低煤耗0.19公斤，合计省煤1.14万吨。电费收入也从成立当年的30万余元，增至1936年的434万余元，比成立时提高14倍多，年盈利由2.2万元增加到134.3万余元，近20年提高效益60倍多。
华商电气公司经历5次增资，积极扩大经营规模。到1928年，公司已拥有3200千瓦交流发电机组1台，后又添置64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2台，总容量达1.6万千瓦，（发购电总量达到该公司顶峰），服务达50490家用户，居全国民营电厂之首。
1930年1月，公司又铺设了两条5500伏最早的黄浦江水底电力电缆；次年2月1日起，向浦东用电大户和兴钢铁厂(即上海第三钢铁厂前身)供电。供电区域也远远超出了城南区域，不仅覆盖漕河泾全区，还扩大到虹桥、新桥、法华、蒲松部分地区。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华电发电机组厂房内景
上一世纪三十年代，是华商电气公司与沪上其他民族企业，共同走过一段稳健发展的黄金岁月。抗战前夕公司名噪一时，拥有近千万元资金和四万多千瓦发电设备,每年盈利多达100万元，是当时上海发供电齐全的重要企业之一。
陆伯鸿也由于他在电力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他得以担任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委员长。
为进一步扩展,他准备为公司增资准备添机筹建新厂,1935年10月公司勘定在黄浦江边沈家花园(今南市发电厂址，一般史料上标“半淞园”为误)区域筹建新厂,1936年7月厂基打桩工程全部完成,水泥基础也浇灌结束,新机亦已运沪,因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在南市地区连日飞机滥施轰炸，工程被迫中断。
那一年，华商电气公司在日机轰炸中损毁惨重，公司也于8月20日下午5时停止发电，但为维持当地军民用电，改向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购电转售用户。11月9日南市失守，公司员工无法继续工作，于当天下午3时先后退出，公司停止供电，经营陷入了困境。不久，公司被日军侵占，徐家汇教堂用电改由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馈线供给。
总经理陆伯鸿也于当年12月30日午时遇刺身亡，董事会决定公司歇业停产，所有员工发给遣散费遣散，酌留少数人办理徐家汇教堂供电业务。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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