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2年06月19号 05点 阅读 11639 评论24 点赞67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父亲1918年3月14日（农历二月初二 即龙抬头吉祥之日）生于兴化县海南乡胡家庄，属马，与母亲同龄。父亲于1999年 4月22日上午11时离世，享年82岁。父亲小时候在乡村读私塾，文化程度相当于现在小学三年级的水平。他从小耕地、罱泥、砌房、捕鱼捉虾等样样都会。父亲目睹经历家庭和个人受欺凌的现实，1939年就找到党组织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梦想。1944年4月毅然决然地正式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父亲仍然坚持在农村第一线工作，主要从事民政优抚工作。长期扎根基层，与人民保持了鱼水关系。父亲离休后享受副县级待遇。
（一）出生入死铸辉煌
解放前父亲排除家庭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在家乡先后担任过农会长、乡长、指导员、土改工作队组长、副区长、税务所长和宣传科长等职。1943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到我们胡家庄一带，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一一新胡乡。 国民党在日寇投降后，为了培植地方反动势力，与新四军对抗。他们将80余支步枪、14支驳壳枪、快慢枪及数箱子弹，卖给胡家庄的地富反动分子，武装反动势力。当时，新胡乡的干部们，正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贫苦农民们对敌斗争的情绪很高。他们苦于手中没有武器，难以对付反动势力。当时父亲担任新胡乡乡长。他日夜思考着，准备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和敌人作斗争。在二区区委的统一领导下，他组织了全乡的党员干部，发动群众，一夜之间收缴了胡家庄反动势力的全部枪支弹药，建立了新胡乡“长枪组”。从此，新生的红色政权有了自己的武装，开辟了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的革命新局面。这件事奠定了父亲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人生辉煌的基础。正因为新胡乡有长枪组，父亲手里握有实权。所以，反动势力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来对付我父亲。
首先是经济上的贿赂。1945年秋，父亲担任乡指导员。正值秋收结束时，张家舍的张高氏的袁长山（二老板）到舍上约我父亲去吃饭。袁乘父亲在田里干活时把四千元伪币（每张面值100元，共40张）放到我姐姐的口袋里。我父亲回家吃饭知道此事后很生气。父亲想：此钱要不得。我们共产党人不能走伪乡长罗占熊升官发财的道路，不义之财不能要。于是，他就把四千元伪币原封不动地面交区委书记王一民同志。王书记当场表扬了父亲。他说：“你是个好同志，阶级觉悟高，有斗争水平，不谋个人私利。” 四千元伪币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那个时候，7 元钱一担稻谷。
第二就是政治上抓捕。1947 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再次结集力量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还乡团乘机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不断下乡扫荡。敌人的通缉令的口号是：“活捉罗辉忠，一千大洋给你用”。我们一家（包括爷爷奶奶等直系亲属）也是东躲西藏的。为了捉到我父亲，我们一家也成了敌人追捕的对象和人质。为了“躲情况”，（苏北土话，意思是躲敌人扫荡和追捕）我家常年住在远离村庄几里路远的草棚里（苏北土话叫“舍上”）。敌人的通缉令的口号绝不是说了玩玩的事情。他们不但有口号，还有实实在在的行动。父亲在敌人追捕中被子弹擦破头皮，我奶奶和三爷爷曾被还乡团抓走，母亲和我遇险等都是例证。
（二）扎根基层为人民
解放后，我在老家农村生活和读书，此时父亲主要在临城区（曾经的敌占区）搞镇压反革命、土改和宣传等工作。我也很少能见到父亲。有时他顺便到家里走一走，有时我们在县城见一面。直到1955 年8月父亲分配到县民政科做科员，才逐步稳定下来。由于主要在县城工作，有一个临时的宿舍。我也是在1955年9月到兴化城随父亲读书的。我印象先后搬过四五次家，宿舍很不稳定。1955年9月新学年开学不久，我才10 岁不到。由于组织上决定派父亲去南京政法干校学习三个月，我就开始单独生活。我在小学读书四年，父亲长期不在兴化城都有一年多的时间。即使在兴化城，也经常下乡。我在兴化城读书和父亲也是聚少离多。我吃饭在县政府食堂，放学后主要和小朋友在一起玩。由于经常远离父母，我从小独立生活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960年前后，我们一家在兴化有短暂的团圆，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此时父亲仍然经常在上海和杭州带外流人员，还是风里来雨里去地在外面奔波。当时，兴化有难民所。从外地把难民带回来，父亲还要安排他们吃饭和住宿，要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难民带了又流，流了又带，其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1960年3月以后，父亲调到金湖，工作还是离不开农村。那时社员吃食堂，一天两顿稀饭。社员普遍说吃不饱，没有力气搞生产。父亲在农村和农民“三同”，即同学习、同劳动、同吃住，生活异常的艰苦。那时没有什么“干部下乡，鸡鸭遭殃”的说法。后来，又到农村搞“四清”，还是在农村工作。
父亲一生也没有做什么大干部，级别不高。据表叔孙岚山讲：“你爸爸在解放前进步很快，曾是副区级干部，解放后进步一般。”有时我也想：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老上级老同事，有的都当上了县长和县委书记，有的还到地委工作。父亲一直是民政科的科员，但工资还是达到科级干部待遇的。追溯起来，主要是文化水平低，家庭拖累大等主观原因，其次，父亲在官场里诚实做人，不会吹牛拍马，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搞团团伙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俗话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其实这并不是坏事。在文革中，父亲虽然也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和调查，但最后只是下放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学习，没有遭到政治上大的迫害。
（三）保持晚节讲廉洁
1970 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贵州工作。此时，父亲分配到涂沟柴滩管理所工作，一干就是十年。他干的还是最基层的工作，很辛苦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要与偷割芦苇的不法分子作坚决地斗争。由于领导工作上的原因，加上母亲病故，有一阶段父亲心情不愉快，神经有点错乱。他的晚年生活因此大打折扣，经常在朝三暮四和反复无常的折腾中度过，给他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带来很多的烦恼、困难、痛苦和曲折……
离休后父亲应该享受房改政策，可直到去世仍住在破旧的公房里。我们几次给他提过，他都不当一回事。在一些干部腐败横行的情况下，他非但没有谋取什么私利，而应该得到的福利都没有完全得到。这样的干部与腐败分子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啊！我父亲离休后有一年，我弟弟送他几只螃蟹吃，他在党组织民主生活会上还作了一次自我批评。他说：“这也是受腐败的影响。”这是他单位的支部书记笑嘻嘻地告诉我们的。由此可见，父亲一生是多么地讲廉洁，努力保持革命晚节。
父亲是拉车的牛，是一个老黄牛、拓荒牛。我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一生病恹恹的。父亲既是拉工作的牛，也是拉家庭的牛，努力把工作与家庭求得平衡。
1975年2月父亲和长孙成建摄于兴化水乡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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