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修改发表于2023年06月12号 13点 阅读 10487 评论7 点赞37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其香姐和他大儿子乘飞机从郑州飞到鞍山，在鞍山亲戚家逗留了两天，又来沈阳的妹妹周莉家，到沈阳后急急忙忙抽空来看我。
其香姐已经83周岁了，但是步履稳健，还带点潇洒，至今还忙着为孩子们做饭、料理家务。
姐妹俩进屋就和我拥抱。坐下来后，两姊妹固执地不肯摘口罩，理由竟是姐姐从郑州来，害怕对我这个弱身体有什么影响。我怎么说她们也不摘口罩，戴着大口罩怎么唠嗑？尽管我戴上助听器可还是听不清她们说的话。
其香姐实在太热了，她把外面的防晒服脱下来，还说，她对紫外线过敏，太阳一照就浮肿。事先说好了，因为没有时间，不在我家吃饭了。老头子给买的水果，斟了茶，不摘口罩，怎么吃、喝呀？再说，老姊妹见面不说说心里话，那还有什么意义？我就问她，“你现在阳了吗？没阳为什么非戴口罩不可？我阳过了，现在都好了。”后来大概觉得实在挺别扭，她俩就把口罩摘了，我们三个连老头子都会心的笑了，劝他们吃点儿水果，喝点儿水。大热天的，这么老远的，都83岁了，还特意来看我这80岁的，这是何等情谊？真是关系亲密到无懈可击啊！要是真的一口水也不喝的话，这又让妹妹我心里如何过意得去呢？
我们回忆起在鞍山26栋时候的点点滴滴。其香姐虽然大我三岁，但是比我低一年级，因为她是从山东老家后来鞍山的，念书晚了。我虽然比她高一年级，可是在她面前就是一个小妹妹。香姐可是真有大姐姐的风范呀，晚上我俩伙盖一个被子，都是她搂着我睡觉。我在她家住过好几回，还在她家蹭饭吃。不仅对我这样，我的大弟弟京生和她也可亲了，因为香姐兜里总揣点儿山里红、山梨什么的，自己舍不得吃，分给大家，你一小把，他一小把的，那可是当年孩子们的盛宴啊。
香姐说，不管我怎么忙，也必须来看美娜一眼。不只是自己想看，还有杨玉秋和王凤霞二位姐妹一再叮嘱我亲眼看美娜一眼。因为这一段儿听说你身体不太好，她们都很挂念。凤霞姐近来可能身体更差一些了，基本不出屋了。玉秋姐呢，她说她家老陈走还没到三年，所以不能到美娜家来。我一听，还是这些个老令儿啊，还得等到了三年我才能看见她。玉秋姐今年也84周岁了，我真想她们啊。
我们说友情，谈思念，回忆过去，唠个没完。在回忆我们的父辈时，其香姐给我们讲了个鲜为人知的金牙故事。
其香姐的爸爸周莲塘大爷和我爸爸在弓长岭的时候就在一个医院工作，后来都调回到鞍钢医院。周大爷是领导，是院长级干部，我爸爸是口腔科的权威，他们在弓长岭就相交甚好。到了鞍山，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也就特别的亲。
其香姐说，这件事大约是在1958年，党内拔白旗。当时其香姐的爸爸正准备着要晋升到一个新的领导岗位。但是有人提出了疑问，说周大爷跟有历史问题的人关系不错，而且这个人还用自己家的金子给他镶了两颗金牙。很显然，这个人有历史问题的人当然就是我的父亲了。
周大爷是山东人，一位心直口快的一个老八路，也没有多少文化。周大爷在镶了金牙以后觉得很开心，牙口好了，人也舒服，就到处显摆。当然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啦。周大爷镶牙的时间大约在1954年左右，正赶上提拔周大爷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举报，说周大爷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跟有历史问题（我父亲李永林在国民党医院任过军医）的人关系特别好，还接受他（我父亲）的“金牙相赠”，这不单是一个立场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医院里的阶级斗争。据此，提升周大爷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可能的。
其香姐告诉我们，在她的记忆中，1959年的上半年，其香姐正上高中，而周大爷正遇评工资的时候，也就是有人说周大爷有阶级阵线不清的问题，又给他降了一级工资。哎，令人恼火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两颗金牙，不但没有升上职位，而且还降了一级工资。其香姐说着，问我们：“你们说说，这两颗金牙值不值钱呀？”
其香姐接着告诉我们，周大爷为这个事情非常的恼火，他责问那些人：“你们知道牙疼的滋味吗？疼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半夜还在地上晃悠呢，这可怎么工作呀？亏得李大夫给我把牙治好了。你们这些瞎叨叨的人，咋就没有一丁点儿同情心呢？”为此，周大爷与他周围的那些说坏话的人关系越整越僵。
后来周大爷又多次地在一些会议上对镶金牙的事情做了说明。他说，我与李大夫关系好，不是到了鞍山才好的，而早在弓长岭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一个医院的，既是同事关系，也有病患和医生的关系。李大夫是口腔科主任，我找他拔牙，是病人找医生看病，这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李大夫检查了我的牙齿情况，告诉我：“牙缝太大，塞了东西，感染发炎了。要是拔了，还得再镶假牙，不如用金铂包上，堵住牙缝，以绝后患。”李大夫说他当年开诊所的时候还剩点金箔，就让我用上了。我们也没盗用公家的东西。我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李大夫用他私人的金箔给同事我镶了个牙，也是体现了李大夫个人对同事的关爱和心意，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吧，怎么就与阶级斗争相关了呢......
其香姐告诉我们，他老家在山东省荣成县南岗头村，离着石岛一个小码头特别的近。当年，日本人登陆以后就到他们家附近的各个村庄烧杀抢劫，所以当时的男孩子都参加了革命。周大爷当年19岁，也跟着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又到了八路军部队，给一个外科大夫打下手，就在那里学会了给伤员取子弹、缝合等各方面的技术，慢慢的又当了外科医生。是革命生涯将周大爷从一个农民培养成一位医生的。
其香姐还说，年少时她常常听父亲给他们兄弟姐妹讲抗战的故事。周大爷说过，当年日寇围剿抗日军队的时候，抓了很多人，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用绳索或铁丝把人穿在一起，前后有看守的敌人。有一天，乘着敌人看守松懈的时候，父亲这一队人偷偷传话，挣脱捆绑的绳索，一块儿窜进玉米地里逃跑。鬼子的机枪就在后面一个劲儿疯狂地扫射......父亲他们走了很多天，才找到大部队，也就是沂蒙山区的部队，大约到45年、46年的时候就改编成东北野战军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大爷正式转业到弓长岭医院。也就是在医院结识了我牙科主任的父亲，并在就医的过程中结为了好朋友。
周大爷和我父亲在弓长岭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到了祖国百废待兴，大搞钢铁，援建鞍钢的时候，他俩一起，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批人才，奔赴了鞍钢总院，编制就归鞍钢卫生处管。周大爷在汤岗子疗养院工作过，还在鞍钢生产指挥部工作过。后来在鞍山铁西医院当了院长，还在劳动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工作过。
周大爷是山东人，他具有山东汉子肯干，吃苦耐劳，性格豪爽的特质。周大爷群众关系特别好，后来得到提拔，退休的时候已经是一位局级干部了。
听了其香姐这金牙的故事，我们四个开怀大笑，笑后却又都沉默了。
周大爷，您和爸爸都能听见我们的笑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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