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国劳模陈永康的故事
提起“老来青”就会想起陈永康，“老来青”好比是陈永康的代名词。陈永康的名气不亚于现代的袁隆平。
一个不寻常的农民
陈永康，1907年出生，家住原城东公社（现车墩镇）长岸村（现打铁桥村）村民。小时候只念过二年私塾，后来跟父亲陈富根学种田，他父亲种田的技艺较高，干活认真，对儿子要求也很严。陈永康20多岁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解放后，生活安全了，陈永康种田的积极性更加高涨。他的种田本事本来就有点名气，一些比较贫苦的农民，就经常向陈永康讨教换稻种，所以他的人缘也好。他用“穗选对比”和“一穗传”的方法选育“老来青”，在解放后就有所传。因此，当1951年松江县开展群众性评选水稻良种活动时，大家都推荐“老来青”，这年他被县里评为选种模范。
陈永康培育的晚稻良种“老来青”，平均亩产500多公斤，其中最高亩产达到716.5公斤。
陈永康创全国水稻高产的消息传开以后，各方为之震惊。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村部和苏南行署、松江专署，松江县农业部门组织一些专家，协同前来总结他的经验。在总结过程中，让专家们惊讶的是陈永康不光知道要这样做，而且还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专家们提出的问题，他几乎没有答不出来的。如他提出的“吊稻穗”的经验，过去一般认为水稻幼穗开始分化，要及时实穗肥（促花肥），施了穗肥后，就不能再施肥料，否则就会影响结实。陈永康则不然，他认为立秋长穗应该施穗肥，但不等于以后就不能施穗肥了。在那次总结中，他提出施肥不能呆板，如果施穗肥后、长穗过程中地力仍是不足，叶色过黄，8月中下旬仍可以施肥，称之为“吊稻穗”，“吊稻穗”对促进穗大粒多、增加结实率、提高产量有好处。他提出的单季晚稻（绿肥茬）前轻中重后补足，“瞻前顾后看当时，前期够、后期扣、留有余地”的施肥要诀，赢得专家们的赞赏。参加总结的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教授、水稻专家说“陈永康真不简单，这那里是农民的经验，这是地地道道的科学呀！老陈是一个有科学头脑的不寻常的农民呀！”。
从农民到科学家，1958年秋天，参加全国水稻丰产科学技术交流会的与会人员，到陈永康所在的合作社参观他的试验田。陈永康根据晚稻“小暑发棵、大暑长粗、立秋长穗”的生育规律和稻苗叶色变化相联系的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了“看天、看地、看苗，灵活运用肥水管理技术，促使叶色出现有节奏的“三黑、三黄”的经验，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赞赏。这条经验的提出，不仅对当时农业生产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瞎指挥风，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也为后来稻作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课题，奏响了20世纪60年代国内对农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看苗诊断技术、合理的高产群体结构、营养生理、光能利用等研究的序曲。为了进一步研究总结陈永康水稻高产经验，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中共江苏省委决定调他到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工作；同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聘请他为特约研究员。1958年底，陈永康同志带着家人，离开了他生活了50多年的家乡，去了南京。
1975年，他去湖南考察杂交水稻，回来后和农科院的专家们积极研究和试种杂交水稻，经过3年努力，1978年，他的2.95亩三熟制试验田亩产达3053斤。
科学态度，踏实作风
凡是多次见过陈永康或者和他长期相处过的人都会对他那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8年夏天，“大跃进”的势头蔓延到松江，浮夸风开始盛行起来，晚稻将收割的时候，在一次“打擂台”的会议上，不少人报出亩产2000斤、3000斤甚至5000斤，好心人叫陈永康上台放“卫星”，他坚决不干。他说“产量是靠田里种出来的，不是吹牛吹出来的”。那年，他也种了一些单季晚稻试验田丰产方。有位领导叫他定亩产万斤指标，给他1000斤豆饼做基肥。他对这位领导说“在目前条件下，亩产万斤根本不可能，1000斤豆饼也没有必要，这不切实际，反而有反作用”。秋收前，他的稻子长得很好，来参观的同志看了以后讨好地说:“老陈，亩产2000斤笃定”。他回答:“没有的，千把斤有可能”，结果收到1000多斤。
在发展三熟制的时候，省里一位领导问他三熟制搞百分之几为好。他直接了当地说:“搞三熟制要具备一定条件，上面不能定百分比，上面一说百分比，下面就一刀切。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地域性，县、乡之间也可能有差别。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多一点，条件不具备的宁可少种、甚至不种。否则出力不讨好、劳民伤财。”
陈永康不但工作认真，作风踏实，而且还是一个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的人。他经常说，“只要是科学，我就要学；只要我不懂，我就问；只要对增产有利，我就要干”。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农垦58在太湖流域崭露头角后，他经过几年的试种、观察、比较，认定农垦58比“老来青”有产量高、出米率好、不易倒伏等优点，就决心改种农垦58，并认真研究它的生长规律和高产栽培措施，积极宣传与推广这个品种。
严于律已，无私奉献
1952年互助组刚建立的时候，七户人家五户是贫农，春耕还未开始，己有四户断了粮，陈永康主动借粮给他们。陈少良和薛永林两家赤贫如洗，陈永康急组员所急，动员妻子把家里仅有的一对金耳环变卖后，将钱借给他俩买小猪。另外，有一件事特别令人难忘，1982年7月，南京发大水，大水浸屋2尺深，单位急电在无锡的陈永康迅速回家救灾。可是陈永康却说:“眼下正是晚稻发棵长粗的关键时刻，不能回家，家中大水自会有人料理”。等到他十天后回去，家里有些衣被还在晾晒，很多珍贵的奖章、证书、照片由于未能及时处理，霉了、烂了。无法弥补。
陈永康生活十分俭朴，不吃酒、不抽烟，也没有喝茶的习惯，衣着更是马虎，夏天外出，背一只小挎包，穿一件香云纱或灰布短袖上衣和一双凉鞋，有时还赤脚，他曾风趣地说:“赤脚走路爽气”。
陈永康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庭、对子女同样严格要求。从松江来到南京的开始几年，正好碰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一家八口人，每月100元的工资，经济上比较紧，他经常对妻子、儿子说:“生活水平的上升，要和我们的贡献相适应，要和生产发展相适应。”他的妻子没有工作，从不向组织提出要求，两个女儿分别在高淳县和仪征县插队，陈永康也去过两个县指导工作，却从不提女儿在那里插队。大女儿是高中生，在一次征兵中，她有条件报名参军，而且陈永康他因患高血压病正好住在南京军区治疗，隔壁就住着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俩又是老相识，只要打个招呼，女儿参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陈永康没有这样做，使女儿参军的希望落空。开始子女对他有意见，曾至埋怨，认为他有权不会用，升官不发财，子女不沾光。后来想想他老人家是对的，他们在爸爸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陈永康一生始终保持着农民的生活习惯，劳作不辍，生活俭朴。他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从华阳桥长岸出发，凭着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一步一步步入了科学的殿堂。他是杰出的科学家，他的业绩和人格力量永远值得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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