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小图书馆” ——我的阅读生涯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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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图书馆” ——我的阅读生涯二三事 周庆江|文
我们网宣团有年逾古稀、读书不倦的霞友，至今锲而不舍、精神可嘉！我不禁回顾起自己的阅读生涯。 我识字是比较晚的，在上小学之前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几乎不识字。父母虽然有文化，但是从来没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而拼命灌输。但是，父母重视学前教育，送我们兄妹三个孩子上幼儿园，并在平时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进行教育，其中包括阅读。 父亲为我们买了较多的书籍，主要是连环画小人书。他真会玩：专门替我们刻了一个方形的橡皮图章，分四排刻了我们兄妹三人的名字，在最底下刻了“小小图书馆”四个字，四周绕着花边。每次买书回家，就让我们把新书盖上“小小图书馆”的印章；阅读完之后，再把书籍收拾整齐，摆放进两个大纸盒箱里。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除了共同“财产”，我和哥哥还占有父亲的大书橱最底下的两个抽屉，放我们的玩具和亲戚送的特殊书籍。大书橱里是父母的书籍，分层码放得整整齐齐。父亲把每本书都用牛皮纸包好，在书籍的封面和书脊上用他隽秀的钢笔字写好书名。他的书干干净净，没有卷角和折皱，始终像新的。 我在上学之前主要看这些连环画。我因为小月生，幼儿园大班后在家闲了一年，以阅读和画画来消磨时间。买的书毕竟有限，我很快就不满足了。哥哥看出来了。哥哥只比我大两岁，因为上学早，比我高了五级。他三年级后就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他的书包里总是鼓鼓囊囊的——不是教科书和作业本，而是各种闲书和当时流行的各种儿童玩具。我经常翻他的书包，但是那些字书我看不懂。哥哥神秘地告诉我，带我去一个地方看书！他从小就活络，已经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他带我沿着新闸路往东走，约100多米就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该校大门西侧有一个阅览室，沿街开了一个门。本校和他校的学生都可以进去阅读。阅览室由学生管理。值日生在门口接待，进去一人，他就在小黑板上写“正”字添一划，是“本校”，或者是“他校”。哥哥告诉我“自报家门”。当时我个子已不矮，像小学生了。可是到了门口，我张嘴结舌说不出话，说假话会紧张脸红。哥哥在一旁着急了，就替我说了“他校二年级”。我急忙跨进门。哈！那么多书，除了连环画，还有《儿童时代》等杂志画报，也有带插图的字书。我好像“老鼠跳进米屯里”——我本来就属鼠。以后，我自己去了几次。以后读了鲁迅先生的《孔乙己》，知道了“窃书不能算偷”的名言。我想，“窃阅”也不能算偷吧！ 另外，我家西侧30多米就是静安区图书馆，它的前身是英国人赫德任上海海关总税务司时建立起来的“海关图书馆”。解放后收归国有了，但是是成人图书馆。文革以后，利用东侧收归国有的民房增设了“少儿阅览室”，那是后话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家附近街头巷尾的小人书摊也不少，一分钱看一本，旧书可以看两本。但是我们没有零花钱，偶尔父母给零花钱是买冰棍吃的，舍不得，所以去小人书摊看书极少。 转眼是小学了，在学校订阅了《中国少年报》。三、四年级会看一些小说了，但是赶上了“大跃进”、消灭“四害”等社会活动，看书不多。及至到六年级，班主任语文老师关心我的学习，告诉我多读书、拓宽知识面。 初中考进上海中学，学校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专门发给每个同学一张“借书卡”，可以在阅览室阅读。也可以借阅。可惜的是，我仅借阅了一本书《红肩章》，一部描写苏联苏沃洛夫军校的小说，主人公叫伏洛佳。虽然我对学业应付自如，但是课余一直在从事少先队工作，竟然没有抓紧时间阅读看书。有的同学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我初中毕业时，借书卡还是崭新的。升入高中一年，文革开始，图书馆被封了。 1978年考入理工科大学。学校图书馆除了专业书籍，也有文科书籍。我身为英语课代表，曾借阅了《双城记》等一些英语原版简写本小说，毕竟学业太紧张，已无暇多阅读了。 时光荏苒。大学毕业后的三十年，我改行搞环境保护管理工作，要学的东西太多，要重新创业的事情太多！想看自己的书、包括年轻时购买收集的书籍，几乎不可能。 本来想，退休以后的时间是自己的了，看看心爱的书籍。但是退休以后又从事了近8年返聘的公务，转眼已是古稀。面对着几个不大的书橱，老婆讽刺我，你这辈子看得完吗？真的，记忆力、精力都不行了。青年、壮年时期的想法都是幼稚的。一些劝学的、励志的箴言都涌上心头，还是一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最入心！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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